政协委员大会发言稿

政协委员大会发言稿

2003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有一次，他去云南边境考察，发现连缅甸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却不是。回来后，他写了一份建议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有时候，他还会把打字员、清洁工请到家里吃饭，与他们聊这些人家乡的事。

这些关注社会底层的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5年《人民日报》将这一现象称为“任玉岭现象”。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了许多报道过他的报纸

杂志。他特别喜欢两篇报道的标题：一个为“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另一个为“建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你看到了吗，这个用了‘天下先’三个字，这个用了‘先行者’。”他一边铺开报纸一边说。他觉得记者不用怎么采访，有这些资料就够了。

任玉岭虽为政协常委，但他的提案反映的问题也并非都能解决。他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邻居是温州人，开了一家缝衣店。有一年，他告诉任，温州瑞安跳脱衣舞现象很严重，大庭广众之下跳。任玉岭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发现确实如此，于是提交了一份提案，他收到了一个格式化的答复：“谢谢您关注我们的工作。”可次年央视的记者去那里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根本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他不愿意细谈。真正令他愤怒的是“来自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曾在政协会上提交一份关于医疗的提案，“老百姓的菜钵有限和医疗方面的欲望无穷……”这句话还没有拿到大会上讲，第二日，广东某报即刊出一位著名医生（也是当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报纸上引用他的话，“任玉岭说广大医务人员欲望无穷。”

这件事，至今让他愤愤不平。

梁晓声担任了6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版了一本小说《政协委员》，小说主人公李一鸿一身正气，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污浊之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种恶势力斗智斗勇。梁晓声说小说主人公李一鸿是他对政协委员的理想化形象。

虽然担任政协委员让梁晓声反思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纯粹批判风格，但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他还是愤怒了，他对一些没有水平的发言感到失望。“现在一些政协委员的发言，如果以学者们的学者文章比，没有学者的全面深刻，如果与草根比，没有那样的犀利和一针见血。处于中端的政协话语，长此以往，可能被整个社会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