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模式基于中国历史传统

今年初，《炎黄春秋》的杨继绳先生在谈到中共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中共党内派系的公开化与合法化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可以形成多党竞争的雏形。

中国现在正处于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与转型过程中，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在执政党内部形成公开的、合法的派系，然后再由这种不同的党内派系裂变为不同的政党?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都曾经出现过执政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分裂导致新的政党出现的局面。那么，今天的中国执政党有没有可能重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演变的模式呢?有没有可能通过党内的派系斗争使执政党发生裂变而形成多党制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和中国的政党政治，进行一些基本的追本溯源和分析，由此才能清晰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内涵和特征。

西方政党体现利益集团竞争

从时间上看，西方的政党政治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宪政体制确立后才出现的。所以，无论在西方国家的近代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宪法文件中，都很难看到政党政治的影子。

英国的政党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革命前后不同政治主张的“骑士党”和“圆颅党”，但严格说来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faction)，而不能称之为政党(party)。英国政党政治的真正形成，是在17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内部爆发政治冲突，产生了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有着利益冲突的政党。

美国的政党发展脉络，也基本如此。1775年北美各殖民地爆发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各州签署《独立宣言》，1783年与英国签署《巴黎和约》而正式独立。1787年，

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建立起新的联邦政府。此后，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了政党政治。

可见，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脉络很清楚，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国家的独立在先，宪政体制的形成在先，然后在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冲突中逐渐形成政党政治。

从社会基础上看，西方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集团特有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政党政治是各个政治派系的冲突的组织化形式。英语的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pars，原意就是分割，转型为英文即为part，一部分的意思。所以政党(party)一词本身就表明它代表的并非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由于政党的派系性质，英美等国在建立宪政体制之初都把政党视为一种拉帮结派的不良组织，英国的托利党(Tory)原意为“不法之徒”，辉格党(Whig)原意为“马贼”，都是政治派别用来攻击对方的贬义词。美国建国先贤也把政党政治视为一种邪恶。华盛顿把政党看成是“政府最险恶的敌人”。而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也都把党派斗争视为一种政治堕落。由于政党本身代表的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诉求，由于政党政治被理解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所以起草美国宪法的先贤们小心翼翼地把政党这个概念拒斥在宪法之外。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在宪法中也找不到直接的依据。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上看，政党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竞选的工具。由于西方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part)，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充分的法理长期执掌政权。通过竞争而实现政党轮流执政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结果，西方的政党政治最终成为一种选举政治。

西方的主流政治学家通常都把政党政治定义为一种选举机制。意大利政治学家吉奥瓦尼•萨托利(Ciovanni Sartori)把政党定义为提出政治候选人，然后通过选举把候选人推上公共职位上的政治组织。专门研究美国地方政治的学者高新军对美国政党的定位可以看成是对整个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普遍界定：“美国政党的产生是与总统的竞选相联系的，也是为总统竞选服务的。同时，它的发展也是同选举权的扩大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美国总统的竞选造就了美国的政党;美国选举权的扩大，则推动了美国政党的发展。”

从上面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西方政党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宪政体制确立的基础上，代表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一种政治组织，是竞争性的选举的一种工具。政党政治就是这些代表不同群体的政党在选举中竞争。

中国执政党打上历史传统烙印

与西方近代政治家对政党的负面理解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也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伤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党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

初年，中国出现了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宪政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宪政制度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内，北洋政府的力量基本集中在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城市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和半无政府状态;对外，西方列强对中国已经构成瓜分之势。中华民国和宪法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远未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了各种政治力量按照自己主张建国的工具，而建国通常都会通过战争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宋教仁走的议会政党道路失败具有必然性。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他，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国民党并无政治经济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

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由此，孙中山提出了“党国”的概念，即由“党”来建国。其逻辑是以党建军、以党军的力量统一中国，然后“以党治国”。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党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有了根本的不同。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完全不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沿着建国党而非议会党的道路在发展，用军事力量建国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因此，上个世纪的国共之争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之争，而是建国的主导权之争。究竟由谁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究竟谁来设定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冲突。在这个争夺建国主导权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力图把自己定位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非西方那种只代表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党(party)。蒋介石曾指责中共只代表社会中一部分阶级，而自称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同样，中共则用统一战线来凝聚全国民众，指责国民党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概而言之，国共双方都试图把自己表述为全民的代表，把对方指责为少数人利益的代理人。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于中国。而共产党作为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组织，尽管具有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色彩，但仍然带有西方政党的一般特点，即自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