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保安高考第一人：除了努力没有更好的办法

北京大学保安高考第一人：除了努力没有更好的

办法

张俊成最害怕被落在后头，为此，他可以“24小时不睡觉”，

手机里的提醒事项超过了70条，就连手表都要比实际拨快10分钟。

他早就习惯了一直往前冲。20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冲出村庄，又坐着大巴冲出县城。在北大做保安的时候，他冲过成人高考的关卡，考上北大法律系(专科)，那一次，他又跑在了后来500多名考

学深造的北大保安前头，被称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41岁的他是老家山西省长治市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正在领着813名师生冲出被大山围抱的世界，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你们要比别人早半小时起床，晚半小时睡觉。”坐在沙发上的他身体前倾，对面是5个十几岁的学生。“必须比别人多付出，才

有可能改变自己。”相比20多年前，他看起来变化并不明显，肤色

偏深，挺拔瘦长，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

在北大时，他白天是学生，晚上做保安，用比别人多一倍的速度在两个世界来回切换。如今，在很多人眼里，这位校长是个“疯子”，他一周有三四天都住在学校，曾经在2015年一边招生，一边

培训老师、翻修学校，在3个月内跑完了办学校的所有手续，第一

年就招到了200多名学生。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落后”是什么滋味。

22年前刚在北大当上保安时，他身穿深绿色的制服，扎着黑色

的武装带，戴着大盖帽和一副白手套，身姿笔挺地站在砖红色的院

墙外。套着T恤衫的学生，裹着中山装的教授，西装革履的各国政

要交错着从他身旁走过。那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巅峰，“觉得他们都不如我，还要受我管制。”

但很快，沮丧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交谈时因为着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曾经被人提醒：“中国人都喜欢唱升调，你要学会

唱降调。”还有人直接喊他“农村娃”“土老帽”。一次几个外国

人想进北大，他不会英语(精品课)，只能靠手势比划，把他们拦在

了西门外，那些人给他的最后一个手势，是齐刷刷朝下的大拇指。

这些时刻交叠在一起，变成了触发他参加成人高考的开关。“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下次再碰上老外，一定要用英语对话。”张俊

成说。第二天，他就请假去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初中用的英语教材。

当时100分的试卷，他只能得7分。北大英语培训班一学期的学费是3600元，他每月才挣214元。英语系的曹燕教授有次听见他在

读单词，还以为他学的是德语。

过了几天，他被曹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桌上摆着两张听课证，一张白色，一张绿色。分别是托福强化班和成人高考培训班。“没事，你免费听吧。看你挺上进的，阿姨想帮帮你。”

他当时就站在桌边哭了起来。

他请班上的老师翻译出100句常用的“岗上英语”，背得滚瓜烂熟。从一开始与人对话连蒙带猜，到后来在报道中他被形容“英语

说得比普通话还溜”。

只不过，他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班上有许多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底子好”，而他只有初中文凭，高考成绩只比录取分数

线高了两分。上课时他从来不穿保安服，到了晚上值班前，才匆匆

跑回西门换上，“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保安”。

在当时，保安队里从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他们知道北大每栋楼的具体位置，甚至每个房间的门牌号，却似乎只能是这个学校的

“外人”。有次一个班上的同学路过西门，认出张俊成的时候一脸

惊讶，“你们保安也学习?”他涨红了脸，“是个人就要学习”。

为了不被落下，他只能跟队长申请晚上站岗，白天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帮队友值一会儿班。会议室没人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学习，

从规定的1小时拖到2小时。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只有3个小时，

被窝里还经常闪着手电筒的光。很多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不

到半年时间体重下降了15斤。

如今面对一些“问题学生”，他会单独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这些孩子听，“难道你以后想被人看不起吗?”学校创

办不到两年，他单独谈话的学生已经超过百人。

尽管如此，很多学生依然会在课上望着窗外发呆，在考试中交白卷。现在的他们，还“想不到那么远”。

张俊成又急又恼。职校里的很多学生来自农村，通常也跟他一样，黑黑瘦瘦的。“这些孩子最缺乏的就是人生规划和视野。”张俊成说，“如果当时有人指导一下，或许就不会像我一样走这么多弯路。”

跟眼前这些学生一样大时，他并不知道“学习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理解那些初中毕业还要继续读书的人，觉得那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地里的玉米、谷子、小麦都需要人手，对当时的自己和家庭来说，那才是更紧要的事情。在当上保安之前，他以为北大就是“北

大荒”。每次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总在心里嘀咕：“那比我们

家还穷哩，还用考?”

家里7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学历超过初中的。小时候，家里人要去大队公社劳动，没空看管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把两根红腰带接

成一条长绳，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沉甸甸的枕头上。曾经他能接触到的世界，只是那两根红腰带长度范围内的区域。

黑白电视机屏幕里的高楼大厦、镇上同学家里的蛋糕，以及三哥从长治带回的喇叭裤和花衬衣，是那个时候张俊成对于外界为数不

多的认知。电视里经常出现威风凛凛的“老板”，身后永远跟着几

个“小弟”。他曾经无比向往成为这类“能管人的人”。

然而现实是，除了干农活，他还要在铁矿上打工，挖一吨铁矿石能挣二三十块钱。在用雷管炸开的黑漆漆的洞里，干电石燃烧的灯

发出难闻的气味。他的衣服上还打着硬邦邦的补丁。

拥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几乎是他最初离开家乡的全部理由。

后来，没人能想到，当年的“红腰带”能一路延长到北京。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已经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亲用编织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断被现实打破，他一次次意识到，自己面前永远有一堵更高的墙，墙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长治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他是厂里最卖力的，当时只有一个去北京当保安的名额，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保安培训

基地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到北大保安队的一班，三个月后，

就当上了班长。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买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白衬衣。对于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他来说，这是最昂贵的东西，

只有最重要、最干净的场合才会穿，洗衣粉都比别的衣服多用一点。

他穿着这件白衬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着它走进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课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着那件最宝贝的白衬衣，

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讲话中，他对着几百名师生说。台下的学生们齐刷刷地仰着脸。他们

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极了张俊成当年的保安制服。看着

他们，张俊成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个“报告厅”其实就是学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舞台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这里的一些学生家里，写“福”字只用得起白纸，墙面跟地面都是灰黄的。学校贫困生的比

例为10%，每到过年过节，张俊成总会组织老师为他们送去米、面

和油。

“这些东西也许就能让他们过好一个春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春节，庆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