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环境问题2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摘要：生态和环境问题在当代已经引起了一种全球性的“生存焦虑”，成为许多不同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

尽管这些学科研究的角度、方法、结论不尽相同，但都含置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价值，那就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生态与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问题。

从这种“背景价值”角度来反思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家园危机具有更为深层和普遍的意义。

对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生态和环境等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和研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不过，尽管这些学科研究的角度、方法、结论存在差异，却都含置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价值：那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问题。

从人文价值的角度来反思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家园的危机和困惑就具有更为深层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一所有的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理论、运动和口号都或隐或显地前置着一个价值中心，那就是“人类”或“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警世口号把地球归属于“我们”。

资源、生态和环境危机所表达的正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离开了人类和人类的利益、生存与发展，自然环境就无所谓好和坏，所谓的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毫无意义的。

人应该不应该对地球、自然持“人类中心主义”是一回事，人是否从自身的需要、利益出发来看待自然又是一回事。

人类天然地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并从自身物质的、精神的需要以及利益的角度来对待自然。

在远古的渔猎、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即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向自然掠取他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刀耕火种，烧荒肥田，只不过当时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和能力有限，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还构不成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危害，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还不那样突出，也就不会产生什么生态环境的危机意识。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当人类对物质资料的欲求急剧膨胀，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手段也大大提高，出现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危及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人类才开始产生了为了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而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的意识。

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类存在物，先天地是以意识到的自我为主体为中心来展开与自然的关系，“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不会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自然而去保护自然，而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去保护自然的。

至于那些动物保护主义和口号，不管它怎样试图抽去人的背景，但在“人快饿死了要吃老虎”和“老虎快饿死了要吃人”的二难选择中，恐怕都会选择前者，而不会情愿把自己送进虎口。

人类的价值偏向只有在这样的二难选择中才能凸现，而不是看表面的口号是如何的激越。

可见，没有纯然的为生态而生态、为环境而环境的运动和口号，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心所在，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基本的人文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也只有放在当代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家园危机这样一个人文价值的语境来诠释、反思才有意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内，面临着人口和贫困的巨大压力，在国际上，面临着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生存空间受挤压的严峻挑战。

加速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缓解乃至解决这种压力和挑战最为切近和现实的途径。

而在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底子薄、起步晚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初期，人们的行为又具有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的特点，这又造成了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危机。

这里就蕴含着一个在同一个价值背景下的二难选择或悖论：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全面加速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在我国客观历史条件下全面加速推进工业化造成对资源、生态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这反过来使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二当然，从这样一种人文价值背景出发来思考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并不是为了给造成这种危机的行为提供某种辩护的口实。

恰恰相反，就像雷切尔·卡森夫人所说的，“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

” １ 是我们自身对自然的贪欲无度、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导致了生存家园的危机，这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 ２ 不过，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尚无力剪断与自然的“脐带”关系，这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人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的能力和手段都还有限，对自然的破坏还不足以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到了近代，工业化逐渐完成人对自然的“祛魅”。

所谓自然的“祛魅”，按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卫·雷格里芬的解释，是指自然界在人文世界里被剥夺了任何自身的特质和内在性，自然界不再成为一个离开人类仍然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人升格为自然的主宰，自然沦为人的奴仆。

工业文明否定了“顺天”的观念，走上了“制天”的道路，也把人类引上了“违天”的险途。

无限制地追求增长的经济方式、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倾向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自然不断人化，另一方面又造成并加剧了自然的反人化。

而这种自然的反人化后果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犹为严重。

“人定胜天”、“与自然作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胜利进军”，这些响亮的口号曾经激励多少中国人与天斗、与地斗，开荒种田、填湖围海。

随后在工业化、市场化的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起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导向以及市场“丛林法则”的驱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物质增长、生活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开始日益恶化，人们开始尝到由此带来的艰涩的苦果。

从行为方式看，这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对我们自身的反噬，是一种非理性的群体性自毁行为。

但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善的初级阶段，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投机行为却隐含着个人行为的理性算计。

引用经济学“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一户农民在实行责任制后分了一片山林，他同时具有砍伐和营林两种机会，但二者只能择一，选择了砍伐，就等于丧失了营林可能得到的收益，反之亦然。

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法制健全，前景较为明朗，短期行为的回报率明显低于长期行为，过早砍伐山林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人们就会选择长期营林。

而在当下的中国，由于体制性和政策性的种种原因，不确定因素较多，营林的长期行为要冒政策变化的风险，机会成本较大，选择砍伐的短期行为就变得合乎逻辑。

比之政府行为，政府官员大多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生态和环境问题并不在短期可以见效的“政绩”视野内，可以留给下一任官员来解决。

同时，在政企不分、权力支配经济格局中，当污染者是国有或集体企业时，政府和排污企业作为利益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即便污染者是真正的民营或合资企业，但由于他们往往是地方官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所请来的客人，而且由于他们能提供更多的“产值”和“税收”，并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些官员寻求个人利益的渠道，他们也会得到庇护。

因此，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生存家园面临愈来愈严重的危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上人与自然反向疏离的步伐越来越快，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自然的节奏发生了反向律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三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容反拨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农耕文明时代去“诗意地栖居”。

而且，作为普遍性、全球性的环境生态问题还含置着一个环境正义问题：当西方发达国家为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大声疾呼“零增长”的时候，那些后发的、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要解决贫困、温饱、失业、落后等诸多问题使它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工业化，放弃增长。

更有甚者，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高呼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另一方面，则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并把它们的工业垃圾运往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把那些落后、污染的企业转移到这些国家。

这不仅存在于富国和穷国、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

环境正义问题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在中国社会内部，环境正义问题也愈来愈突出，这尤其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原先恬静纯朴的乡村，有的被污染的程度已经超过城市。

国家对城市的污染，在人财物上正在不断加大力度，但对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尤其是小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地方，却显得重视不够且软弱无力，更何况有些污染的企业正逐步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而且，在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出现了“受害者缺席”的现象，大多是只见环境不见人，缺少对“人”即受害者本身的关注。

任何的资源、生态和环境总是具体人的资源、生态和环境，对资源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最终的后果还是由具体的人来承受，对这些人生存发展的关切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题中之义。

四对人类生存家园危机的人文反思，一个主要的倾向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

现代的科学文明是以对立的目光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的利益去征服和利用自然。

可以说科学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和原动力而发达起来的。

这是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

汤因比则认为，人类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

要对付这种力量带来的恶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

在我们只能于科学技术的构架中与自然发生关系以谋求现代化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 在人文的视界中，自然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人文化的自然：是一个作为人的生存家园的自然，是一个人类意识和实践对象化的自然，是一个作为人的审美对象的诗化的自然，是一个被人的自由意志所超越化神秘化而具有形上的、终极意义的自然。

人类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精神乡愿。

现代人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外在于人的物质对象来征服和役使，从而不仅在生存家园的意义上而且在精神家园的意义上都远离了自然，这种人与自然的异己化和疏离化，正是人文反思的一个基本问题。

摘要：美国的环境改良主义在人们的环境道德启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在法律改良方面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从法学的角度看。

环境改良主义把适用于自然人的代理和监护制度直接适用于自然物是对人与自然物区别及法律本身性质的漠视；把人负有的保护环境的义务解读为自然物拥有权利的佐证不过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