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综述范文）1(2010-12-27 10:59:00)转载原文标签：转载分类：学习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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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情到逃禅

——宝玉形象的真实内涵及文化意蕴》

文献综述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有关贾宝玉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焦点。由于贾宝玉研究牵涉到红学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作品主题、作者归属等等，因此，所有《红楼梦》的研究，又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贾宝玉形象的探讨。如此一来，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就成为《红楼梦》人物形象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环。本文拟从论文所涉及的方面入手，梳理有关贾宝玉研究的概况，以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

一、关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研究

在用“叛逆”这把尺子来衡量贾宝玉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1]。吴组缃认为，贾宝玉不但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而且“日益发展了他的进步思想”，虽然“许多贵家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最初贾宝玉也同样沾染了”，“但随着在生活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在他的“思想性格中民主主义因素已经具备规模”，可以看做一个“新人的典型”。[2]何其芳认为，贾宝玉“对于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不满和反对。他反对科举、八股文和做官。他违背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讨厌封建礼法和家庭的束缚。他把四书以外的许多书都加以焚毁，那当然包括许多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著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多方面的并且不知悔改的叛逆者，是不能得到赦免的”。[3]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孽子贰臣，是这个家庭的叛逆，是从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分化出来的异端分子”；

“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18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4]

首先打破“叛逆说”一统天下局面的，是起庸的《贾宝玉是叛逆吗》一文。起庸认为：“历史上的叛逆，总得有点进步的政治理想，有点愤世嫉俗的行动，对于和他的自由倾向相抵触的事物敢于抗争的。宝玉却没有，最多只有一点内心不满和行动上的逃避而已”；而宝玉那些反对科举、反对忠君的言论，“是不自然的，仿佛是作者在出面替他说话。宝玉一生在香闺中过着风月诗酒生活，从来不接触社会，不留心政治，根据什么反对科举？只在他老子客厅里见过几个清客，听到一点酸腐的言谈，怎么能够洞察‘国贼、禄蠹’之害？他之对贾雨村有反感，也不像是针对那贪官的罪恶，只是看不惯那种官场的俗态”，“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宝玉是善良的，不同于淫滥、薄幸之辈;但也有些地方，他和那些纨绔子弟并无两样。例如调戏了金钏，又甩手溜掉，致使金钏受辱自尽”；再如“他和冯子英、薛蟠等人相聚吃花酒，就和狭邪小说所写的才子无甚区别，不大像个叛逆。如果说不爱读经、无意科举的人就是‘叛逆’，那么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那些专以吃喝嫖赌为务的浮浪子弟，岂不都成了‘叛逆’了吗？”“宝玉出家，似乎是他叛逆的高峰，但这仍然是逃避，

不是抗争。佛祖出家，是有济世之志的”，“宝玉‘志’在哪里? 只想到自己的风月繁华生活不能延续了，就愿意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或者让姊妹们的眼泪冲去，落入东洋大海……这算个什么‘叛逆’之志呢？”“总的看来，作品所写的宝玉，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不以富贵骄人，不尚虚伪，更无机心，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之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5]

此后，刘操南、汤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贾宝玉“无事忙了一十九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穿衣吃饭，都仗别人，连倒一杯茶还要让人提醒，仔细烫了手，真是啥都不会干的一个膏粱子弟”，“赦、珍、琏、蓉一流，肉欲淫威，人所易知，人所共恶。惟独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不特迷惑了当时局中人，还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赦、蓉诸人，可算顽劣，是这个官僚门阀长期‘熏陶’、‘培育’出来的轻薄子弟。宝玉之顽劣，却其实千百倍于此曹者。他所玩好者都是‘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出类拔萃，极其高级的品物，包括物化了的闺阁中人，只是书中写的极为雅驯罢咧”，“游戏人间，宝玉擅于这样精致的淘气，难道这里能嗅出有什么反封建的味道吗？”[6]

随后，王蒙著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似乎是，把宝玉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评价太高了。他的一些行为如逃学、厌恶读经、

不思功名进取，一是弄性常情，二是贾府的潮流”，“贾宝玉的表现，实在是整个贾府子弟、贵族子弟的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寄生享乐的生活方式，严肃的尊卑礼教掩盖下的腐烂堕落，以及升平、恢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家族共同体中的各怀鬼胎、互控并共挖家族共同体墙脚的这一大潮流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的基本表现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7]这些观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

二、贾宝玉的女儿崇拜

谈到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

王昆仑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及其归宿》中明确指出，贾宝玉具有女儿崇拜，他“在任何场合都能独特而深彻地去探索着女性的情感，而自然地发生共鸣”，他“对女儿们的普遍好感，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他的所处环境来说是一种反抗，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寄托”。[8]

楼霏认为：“贾宝玉的女儿观及对女儿的情感是他性格的焦点和核心，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他的女儿观、女儿之情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关节点”，“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9]。何永康、黄立新都认为贾宝玉的女儿之情中有“欲”的成分，但这种欲并非罪恶，而是正常的人性，是“对‘存天理，去人欲’封建伦理的挑战”[10]，“其主要特征，不表现在对肉欲的追求，而是表现在对众女儿的同情、体贴或敬羡方面”[11]。

20 世纪末，由于西方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入红学，有研究者致力于对贾宝玉的内在人格探索透视，从而提出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徐振辉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贾宝玉的女儿崇拜心理，认为“宝玉的这种女性崇拜固然有他厌恶男性污浊的后天认识因素，更有神话原型中带来的先天情感因素。这种先天因素，正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长期积淀，它本可以产生在所有人的心里，而在既灵又蠢的宝玉身上则不过反映得尤为突出罢了”[12]。段江丽认为，贾宝玉的所谓“意淫”，“不是纯真无邪的感情，也不是博爱或柏拉图式的爱，而是潜意识中对具有性吸引力的美丽女性的一种性情绪，在‘超我’的克制之下，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