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有直面中美竞争的心理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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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有直面中美竞争的心理和勇气
作者:攻日急先锋
近来有关美国战略东移的议论纷纷,舆论的基调是美国针对中国展开进一步的战略遏制。以美方当前的一系列言行看,这种推断并非捕风捉影,从美国的霸权利益出发,任何有可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崛起总是带有威胁性,相对实力的不利变化更激起他们内在的焦虑感,在心理压力的驱动下必然会作出各种戒备性反应,眼下美国社会舆论中充斥着夸张的“中国威胁论”不足为怪,伴有军事动作的高调“重返亚洲”更是戒备反应的进一步体现。
作为从欧洲异化的工业文明,美国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中国最孱弱时它较其他列强相对“仁慈”一点,双方还有过共同对日作战的同盟史,因而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国民感情还算不错。在冷战大格局时中美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关系十分紧张,特别是朝、越两场战事使得彼此变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上世纪70年代出于应对前苏联霸权的共同需要,中美放弃意识形态成见而再度握手。中国改革开放后,美方似乎看到了中国符合自已口味的变化,双边关系出现一个近十年的“蜜月”期,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舆论对华一片善意和友好。冷战后中美合作的政治基础随“苏东巨变”而消失,以冷战胜出者自居的美国,再度意识形态化双方关系,对华釆取一条政治对立下的国家实利原则,虽不至退回剑拔弩张的状态,但那种“友华”气氛已是不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美国霸权危机心理增强,审视中国的眼光愈加严峻,战略遏制逐渐成为其对华政策的主要色调。
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以来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国家或文化,视自已为文明发展的终极,无法以平等的心态去接受非我文明的发展。对于中国独立自主道路的成功,他们除了有股酸溜溜的感觉,更视为有碍于他们自我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的强行推销,并危害他们赖以傲慢的心理优势。中国越成功,西方的这种心理失衡就越强烈,最后转化为对待中国的各种消极看法和行为,除了不断以“中国崩溃论”徒劳地诋毁和唱衰中国外,还借“中国威胁论”以尽可能地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和阻碍,减缓追赶者逼近的脚步,固化维持自己的领先优势。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心态霸道,四处张扬,“国际利益”无所不在,申明决不甘当“世界老二”,视潜在的超越者为天然的敌人,尽所能地遏制一个可能与之比肩的强国出现。所以中国的复兴大业无法回避美国霸权因素的影响,除非中华民族不敢有所作为,甘做一个毫无自我意志的政治和经济附庸,否则不管你表达多少善意,如何表明自己要“和平崛起”,都会招致美国的压制策略。这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必然举动,是民族发展竞争,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西方炒作意识形态议题,是将“民主”或“人权”作为打压他人的工具,是他们横行霸道、持强凌弱的遮羞布。
美国从不讳言自己“接触与遏制”的对华战略,接触的目的是要从中国的发展中捞取经济好处,并企图以此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遏制是为了约束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需要,防止对美国霸权形成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存心透过自己影响力演变中国,驾驭这个有具有潜能的大国。然而中国拒绝归化西方,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实力的成长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渐形成竞争之势。于是美国社会泛起“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不断反思自己对华战略的得失,结论之一是自己的松懈“姑息”了中国实力的坐大,于是对华政策疑虑加重,制衡欲望增强,掣肘行为增多,尽管中方不断声称要实现和平崛起,但不妨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一个重大的威胁性因素,投来愈来愈敌视的目光。
美国不会面对自己霸主地位的松动而无动于衷,为维护自身世界霸权利益一定会作出各种战略调整,不会忍受一个不完全顺服于自己的中国发展,因此消极反应是必然的。不是美方不悉知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都是在遵守西方游戏规则下取得,并无打破现状去谋求特殊利益的意图。中美均称重视双边关系,不缺交流机制,领导层频繁互访,还有各种相互研究对方的机构或组织,两国间因沟通不足而生出战略误判的机率并不大。问题在于以中国的块头和潜能,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全球性影响,不管自己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很多方面肯定会对别人形成挤占效应,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中国的发展呈正面感受。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既得利者的美国,一定会首当其冲地感到中国崛起对现状的搅动影响,正发
生着并非总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变化,于是便要动用霸权“趋利避害”,无论中国怎样示好也“和谐”不了因此而形成的美方敌意,也改变不了两国之间实际上的竞争关系。
美国不断拿中国的汇率政策说事,并非不明白中国的汇率变动无助于改善其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方需要的是手中一块拍人的砖头,除非你自愿把发展势头停下,否则再多的解释和说服都无济于事或白费口舌,因为他们对此根本就没有讲道理的需要。事情的本质在于他自己的竞争力相对下行,就设法拉住别人的成长以维持平衡,不让你更好更快发展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为此美方还有其他更多打压中国经济的损招,如政治化经济问题、拒绝市场地位、产品输出限制、反倾销政策、专利制衡、技术标准垄断、投资歧视、气候环保问题和劳工条件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但凡能够遏制中国的不无所不用。美国不仅自己干,还鼓动阵营中的众小兄弟一齐上阵,尽量就每一个经济议题对中国展开起哄围攻,制造麻烦,尽可能地把各种不利因素强加于中国,以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面对政治渗透的效果不彰,经济掣肘手段也阻遏不了中国发展的势头,于是美国便祭出对付前苏联的冷战思维,展示自己目前尚还明显突出的军事实力,以“中国威胁论”为杠杆,利用一些对中国迅速崛起心存疑虑的小国,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打造针对中国的军事布防和战略包围,严防所谓的“中国影响力扩张”,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这与美国自恃军事强大、习惯于武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有关,要借此打掉中国一直以来整合东亚经济的战略设想,凸显自己是一个“不可缺惑的国家”。因为军事能力是美国借以耀武扬威和压制别人的有效手段,要在尚存的优势消失之前,提早展开军事布局和促成“恶华同盟”,避免今后难以找到干涉的切入点,错失维护自己在东亚霸权的良机。
中国当年的“韬光养晦”国际战略是建立在“美苏争霸”的特定条件下,通过中庸的行为方式避开关注或压力,以取得相对和善有利的外部发展空间,这对实力仍处于相对微弱阶段的中国而言,这是一种必要和有效的策略,但它赖以成功的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崛起已成为冲击现有国际利益关系的重大因素,一举一动都在世界舞台的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