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外交思想

吉田茂的外交思想

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政治学类

学生姓名：杨涛

学号：30220132200802

指导教师：衣远

完成日期：2014年5月10日

内容摘要：

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外交等国家主权从属于同盟国集团、特别是美国的占领权力；占领中后期，旋即又被冷战风云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吉田茂的执政时代，正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国际舞台上实现自己的发展，吉田茂给了我们他的答案。

关键词：吉田茂、战后、日本外交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以自由主义者、亲英美派职业外交家著称。从28岁到60岁，前后历时32年，官至外务次官、驻英大使，长期活跃于外交第一线，经历了近代日本对英美协调主义外交路线的确立、危机等重要时期。二战结束后，先后出任东久迩、币原两内阁的外相，继而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从67岁到76岁，前后历时七年零两个月，作为占领期乃至复兴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代理人，在日本战败和重建时期，奠定了日本战后政治外交的基本格局。吉田外交、吉田外交思想由此成为日本外交史的专有名词。关于吉田茂其人及其外交的评价问题，历来纷杂不一。在日本国内，或称吉田茂为“签订辱国条约的保皇派”1，或称吉田外交为“战败国外交的成功典范”2，观点之差，相去千里。

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外交及其思想的主流，还有助于分析21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思想走向。吉田茂的执政时代，正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战后重建的日本，面临经济复兴、国际独立、保障安全以及重返国际舞台四大课题。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吉田茂以一己之力驾驭着日本这艘千疮百孔的船，驶过了战后冷战初期的惊涛骇浪，并使日本逐渐走向了复兴。

一、占领初期的吉田外交

占领初期，吉田茂历任东久迩、币原、第一次吉田内阁共三届内阁的外相，在占领外交政策特别是媾和以及安保政策上，吉田茂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东久迩内阁时期，吉田茂外相确立了对美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1《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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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该时期，美国、盟国、日本三者关系初步形成。其中，美日关系是主要方面：美国对日本以抑制为主、改造为辅的初期占领政策正式出台。吉田外相则确立了即使美国制裁也要对美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3显然，美国对日占领与日本对美协调，均出现二重性、矛盾性特征，双方一开始就形成了非对称的反比例对应关系。因此，尽管占领前夕吉田记忆主张对美经济合作、通过合作尽快缩短制裁并实现媾和。

币原内阁时期，以首相币原、外相吉田为代表的战前稳健派，坚持对美英协调主义传统路线，开始探索媾和及安保对策，尽管尚未形成政府决策，但对美国倾向性前提的确立，却为占领中期芦田外交对美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美国、盟国、日本的关系正式确立。

第一次吉田内阁时期，在倾向于美英圈的前提下，吉田首相兼外相确立了对盟国全面媾和及媾和后由盟国集团保障安全的政策。4这一时期，吉田首相坚持对美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同时，在经济上积极争取美国对日粮食特别是重油等工业物资援助，试图借此促进重点生产方式的实施。并于1946年5月确立了对盟国全面媾和及媾和后由盟国集团保障安全的政策。

二、占领后期的吉田外交

该时期吉田茂相继组成第二次、第三次内阁并兼任外相，在占领外交政策特别是媾和及安保政策上，相应表现出两个阶段的特征。

占领中期吉田因在野而被排斥出最高决策层。该时期，日本对美由协调转向结盟政策，美国对日由改造转向结盟政策。1948年10月7日，美国NSC12/2号文件制定和日本芦田内阁辞职同天发生5，成为占领期日美关系转折点的判定标准，自此转入占领后期。

第二次吉田内阁时期，继承了占领中期芦田外交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与总体上所奉行的对美协调主义外交思想最终归于一致。这种一致性导致了美国对吉田外交的重新肯定。6

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期，继续奉行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这种政策，与该时期美国确立以对日结盟为基点的亚太安保政策相吻合，日美媾和与

3《战后日本外交史》（日）五百旗头真著，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4《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徐思伟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78页

5《战后日本外交史》（日）五百旗头真著，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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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外交并行发展，以片面和约及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旧金山体制最终确立。

三、占领结束后的吉田外交

旧金山合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后的第三、四、五次吉田内阁时期，外交思想体系上与占领期相比已无根本性创新和发展，只是具体落实旧金山体制而已。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及《日美安保条约》生效，日本由此初步实现了保障国家安全的目标。在这之后，在国内，吉田内阁抵制鸠山一郎倡导的修改宪法和重建日苏邦交的主张；对外则巩固日美同盟，贯彻落实旧金山体制。

第五次吉田内阁成立前后，吉田着手解决《安保条约》具体落实问题，1954年3月8日《日美共同防御及援助协定》（MSA协定）签订，日美强化同盟关系的一致意向中，日美双方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日本虽然成为主权国家，然而朝鲜战争烈火正炽，两大阵营对立难解，美国要求日本强化军备，日本则避重就轻，希望美国军事支持，物资援助。

在占领结束后，吉田内阁从复兴经济、主宰亚洲的目标出发，视东南亚为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一环，重点开展对东南亚、南亚赔偿外交，开拓市场，保障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占有，修复战争破坏的外交关系，同时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大做文章，极力争取美国对日本开发东南亚问题的理解和支持，借此既压制东南亚国家接受劳务赔偿条件，又迫使英国接受日本进入科伦坡计划，通过赔偿与开发的手段确立对东南亚经济政治的控制。赔偿外交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不仅改善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因战争破坏的外交关系，而且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对东南亚国家新的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建立起了彼此的信赖和互惠关系。

四、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

1.吉田茂的中国观

吉田茂的外交生涯从中国开始,其三十余年外交官经历的一半以上也是在中国渡过的,因此他以中国通自居。吉田茂在华十几年,所目睹的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的中国,是国力虚弱、外交无力的中国。7这种状况对自幼接受英美文化教育的吉田茂来说,绝对不可能留下什么好感。在华任职期间,吉田茂甚至为离开中国赴欧任职而向其岳父牧野伸野(明治元勋太久保利通次子、日本政坛元老、曾任巴黎和会日本次席全权代表)展开“猎官”活动,得以以书记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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