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话语权的回归——非主流文学的创作特色及其意义

个人话语权的回归

——非主流文学的创作特色及意义

摘要：非主流文学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两者比较，非主流文学最大的创作特色就是文本的话语权是作家本人而非政治，拥有个人话语权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正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使非主流文学在当时尽管备受压迫却仍然产生着巨大影响。非主流文学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提醒了作家和大众，文学创作贵在个人意识和价值的体现。

关键词：非主流文学创作特色创作意义个人话语权《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十七年期间，文学被当成是政治手段，到了文革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要求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就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准则；把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1]当代文学从其开始之时就被强调要“写真实”、“写政治”，符合政治要求的被称之为“主流文学”。文学的话语权就在文学政治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或隐没。而与此同时，“非主流文学”相对诞生了。

非主流文学，是指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异质文学，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的。在十七年和文革时代，也就是与一定阶段性的政治需求呈悖论的文学，在那样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非主流文学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然而，在话语权被高度集中在政治需求上的时代，非主流文学正正才能更加真实地体现文学的本质，以及创作的真谛。文学是一种“人学”，是“塑造‘丰富的人’、‘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文学创造本是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应是人生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文化风云的高度浓缩，作品中的每一个形象都生动地描绘出个人生活的文化曲线。[2]文学，就应该是这样体现出生活在作家身上划下的痕迹的。而非主流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更能体现文学的这种本质意义。

非主流文学在创作上有着阶段性的特征，笔者认为，作品中个人话语权的体现是非主流文学作为一个相对概念的最主要特点，也是其最主要的创作意义。文学领域是最需要心灵自由和表达自由的领域，私人领域的严重萎缩与异化对当代文学实践造成致命的伤害。个人主义思想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一直是被压抑、贬损和清理的，时代文学规范给从事公开写作的作家思维自由造成极大的制约，阻碍了其个体心灵的自由发掘和表现。[3]而非主流文学的出现是对时代错误要求的拨乱，是个人意识在沉重的压抑中的苏醒，这显得分外难能可贵。洪子诚在总结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界对非主流文学的价值判定时说：“正是曾被批判的作品，发出了‘被时代的喧嚣声所淹没’的，‘充满了个人性和独创性’的声音。”[4]非主流文学虽然作品数量并不多，但是其中出色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作家的个人意识和个人情感。文字艺术，对他们来说就是体现自我的话语系统，是对生活的最真实的感受。

解放以后，文学作品写爱情、家庭生活不很多。写到的，往往是把爱情作为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附属品出现，或者处理得简单化。这些作品写的婚姻和爱情，在当时被称为“没有爱情的婚姻和缺乏爱情的爱情”。[5]《红豆》在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上可以说

是打破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禁区，并以知识分子的爱情为题材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作品虽然体现了作家的政治意识，但并不为政治目的所限制，她着力刻画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彷徨、进取，揭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江玫在爱情面前的陶醉和挣扎都描写得非常细腻。“‘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撼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她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溶化。”

[6]江玫深深地被这种幸福感动了，不禁泪流满面。爱情如此美好，它的产生与政治的需求并无关系，而是人类最纯粹的感情。宗璞写爱情真正的撼人之处，并不是因为那悲壮的、戏剧化的背景，而是相爱的两人内心感情的最真挚流露，是两颗心因碰撞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欢腾。在最初甜蜜的接触以后，江玫察觉出两人之间的差别：在她充满爱情的心灵里，“本来有着一个奇怪的空隙，那样明显，使她在夜里痛苦得不能入睡。她想马上看见他，听他不断地诉说他的爱情。但那空隙，是无论怎样的诉说也填不满的罢。”[7]尤其是两人价值观在激荡的时局中逐渐地显露出无法消除的空隙后，江玫与齐虹都因为爱而无法割舍对方使得自己痛苦不堪。社会上进步与反动的力量的搏斗，江玫和齐虹在政治立场和生活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他们爱情的难以弥合而必然决裂。[8]宗璞在表现这个决裂时，真实地正视了江玫在理智与感情，政治和生活之间的复杂性，并真实地描写了在理智与情感中痛苦的徘徊。作家对爱情的真挚描写体现了个人情感的复苏，在政治压抑的话语环境中，是话语权回归个人的重要表现。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充分体现了“干预生活”的创作功能，大胆地揭露时弊。文本针对的主要是政治、官僚的不良作风和倾向，但体现的并不是政治话语在文本中的渗透，而是作家本人对于生活的真实看法，是个性主义话语权在创作中的滥觞。作品从林震这个刚到组织部的年轻人的视觉来分析和批判官僚主义作风，一针见血地指出与革命精神相违背的冷漠的干部态度。林震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年轻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并且待人真诚，赢得大家的好评。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回忆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9]他的内心充满了困惑，面对社会的变化，他甚至无法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真正需求，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他被高大的政治话语笼罩住了，却逐渐迷失在这样高大的空间中，难以找到自己的支点。当他满怀激情地进入组织部以后，却发现原来高大的组织形象却被官僚主义的冷漠和敷衍给折损了。他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会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我想像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的……”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对于党和组织的最单纯的热情，支持魏鹤鸣与王清泉作斗争。然而却因此受到了批评：“林震同志的工作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将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一切都不如理想中那么简单，那么顺利，林震的困惑和挫败就是广大青年在政治话语全面覆盖的环境中难以逃避的困惑和挫败。作品最后还是没有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热情与冷漠之间的矛盾，只徒留更深重的困惑，就如林震，“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事。他懂得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动的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10]林震这个人物对世界审视的角度以及在审视过程中的困惑，也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反映，是作家一直秉承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出奇体现。没有人或事物可以取代作家在作品中赋予的灵魂，这就是非主流文学与主流文学的最大不同。事实是无法被掩盖的，时代的喧嚣声逐渐消退，作家的个人的声音也就慢慢地清晰起来了。

这些作品中的超政治、超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体现，是在文学本义逐渐被压抑，乃至于使之必须处于黑暗的时代中最难能可贵的对世界的真实审视和自审。这些文本为争取个人话语权而作的斗争，不无力度地提醒着创作个体意识越来越薄弱的人们，要保留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