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法院判决
法律至上经典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例背景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总部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潜入办公室进行窃听和破坏活动。
1973年3月,这一事件被揭露。
随后,美国政府对此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尼克松总统及其幕僚拒绝交出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录音带,并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水门事件”。
二、案件审理过程1. 起诉1974年,美国司法部对尼克松总统及其幕僚提起公诉,指控他们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妨碍司法公正法》和《通讯法》等法律。
2. 证据在审理过程中,美国联邦法院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录音带。
然而,尼克松总统拒绝交出,并声称这些录音带涉及国家机密。
在经过多次交涉后,尼克松总统同意交出一部分录音带,但保留了部分涉及国家机密的录音带。
3. 判决1974年8月5日,美国联邦法院判决尼克松总统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和《妨碍司法公正法》,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全部录音带。
在此判决的基础上,美国国会于8月9日通过了《总统记录法》,规定总统在离任后必须交出全部录音带。
1974年8月8日,美国联邦法院判决尼克松总统违反了《通讯法》,并要求其赔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40万美元。
1974年8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弹劾尼克松总统的决议,指控他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行。
在国会弹劾期间,尼克松总统宣布辞职。
三、案例影响1. 法律至上原则得到强化美国诉尼克松案充分体现了法律至上原则。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和立法机构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总统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肃处理。
这一案例有力地证明了法律对权力制约的重要性。
2. 政治体制改革美国诉尼克松案促使美国政治体制改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美国国会和司法机构对总统权力进行了重新审视,加强对总统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此后,美国政治体制逐渐形成了权力制衡的机制。
3. 民主法治建设美国诉尼克松案对美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联邦法院的权力与职责
美国联邦法院的权力与职责美国联邦法院是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核心机构,它在维护法治和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对美国联邦法院的权力与职责进行论述,以探讨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司法独立与审判权在美国,司法独立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旨在确保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其职能,不受其他两个政府分支的干涉。
美国联邦法院拥有广泛的审判权,它可以解释和执行联邦宪法、法律和法规,确保它们得到正确的解释和适用。
这种审判权使联邦法院成为执行和确保法律公正和平等的关键机构。
二、宪法解释与权力制衡作为宪法的最高解释机构,联邦法院拥有权力解释宪法的能力。
根据《美国宪法》,它可以对法律、法规和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
这种宪法解释权使联邦法院能够平衡并限制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以保证宪法的权威和合法性。
三、审查联邦政府行为联邦法院有权审查联邦政府的行为,以确保其遵守宪法和法律。
它可以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决策进行司法审查,例如裁定宪法的合宪性、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其他违反法律的行为。
这种审查权力是保护公民权益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确保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合法合理。
四、民事纠纷解决美国联邦法院也负责处理民事纠纷,如商业、雇佣、知识产权等案件。
它在处理这些纠纷时,以法律和权益为导向,通过审理案件、解释法律来保障公平和正义。
联邦法院的判决对各州具有约束力,确保了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公平性。
五、维护公民权益美国联邦法院在维护公民权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判决案件,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身安全等。
联邦法院还处理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案件,例如人权、环境保护、少数群体权益等。
这种维护公民权益的职责使联邦法院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者。
六、司法先例与法律影响联邦法院的判决和裁决形成了一系列的司法先例,为日后类似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指导。
这些先例对于法律的适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对个案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外国法律公平性案例分析(3篇)
第1篇案例背景: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名为美国诉布朗案的诉讼。
此案涉及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斯图尔特维尔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该市在1951年根据种族隔离政策将公立学校划分为黑白两个学校系统。
黑人学生的家长认为这种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简介:原告小路易斯·布朗和其他12名黑人学生家长代表,指控斯图尔特维尔市教育委员会和该市市长等被告,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原告要求法院判决废除这种种族隔离政策,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
法院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5月17日作出了判决,以9比0的多数票通过了判决书。
法院认为,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
法院指出,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它给黑人学生造成了损害,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判决要点:1. 平等保护原则:法院认为,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要求政府不得在种族问题上对不同群体施加不平等对待。
2. 种族隔离政策的不合理性:法院认为,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构成了对黑人学生的不平等对待,因为它将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分开,使得黑人学生无法享受到与白人学生相同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3. 教育平等的重要性:法院强调,教育是提供平等机会的关键途径,种族隔离政策阻碍了黑人学生的教育平等。
案例分析:美国诉布朗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它对美国法律公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本案例的详细分析:1. 法律依据: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这一判决基于对宪法条款的准确解读和适用,体现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2. 社会影响:美国诉布朗案的判决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该判决废除了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政策,为黑人争取了平等的教育机会,有助于消除种族歧视,促进种族和谐。
3. 法律发展:该判决对后来的法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律外国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介绍美国“伯恩诉斯图尔特案”(Bourke v. Bullock)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案件。
该案最终导致美国多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同性婚姻合法性的激烈辩论。
以下是该案的详细背景和过程。
二、案情概述原告迈克尔·伯恩(Michael A. Bourke)和汤姆·斯图尔特(Tom C. Stewart)是一对同性伴侣,他们在1993年向阿拉巴马州法院申请结婚。
然而,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同性婚姻是非法的。
伯恩和斯图尔特随后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挑战阿拉巴马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
三、法院审理过程1. 地区法院审理案件首先在阿拉巴马州地区法院进行审理。
地区法院认为,同性婚姻侵犯了同性伴侣的基本权利,并判决阿拉巴马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
然而,阿拉巴马州州长唐·塞维尔(Don Siegelman)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2. 上诉法院审理案件随后上诉至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
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认为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权利,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
阿拉巴马州再次提出上诉。
3. 最高法院审理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该案。
最高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辩论:(1)同性婚姻是否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平等保护权”?(2)同性婚姻是否构成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3)同性婚姻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一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四、判决结果200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作出判决,支持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同性婚姻合法。
以下是判决要点:1. 同性婚姻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平等保护权”。
2. 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权利,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宪。
3. 同性婚姻不违反宪法第一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
五、案件影响美国“伯恩诉斯图尔特案”对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加速:该案判决后,美国多个州开始承认同性婚姻。
2021_2022学年新教材高中政治第1单元各具特色的国家第2课第2框单一制和复合制学案部编版选择性
第二框单一制和复合制课标要求研学导航1.明确单一制国家的组成单位,理解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明确复合制国家的组成单位,理解复合制下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了解邦联的特点。
4.把握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因素。
议题一| 什么是单一制1.国家的组成单位:按地域划分的普通行政区域或自治区域。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单一制国家中,中央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被置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下,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X围内行使职权。
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就中华人民某某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征求过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的意见。
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
理由是:一、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
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
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
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
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某某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
因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
中央同意这个意见。
(1)(分析国家结构形式,坚持科学精神)我国为什么采取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2)(分析单一制的作用,提升政治认同)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具有哪些重要性和极其深远的意义?提示:(1)①现行宪法规定:“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②历史原因:我国一直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尽管两千多年来几经分合,但国家的统一一直是主流。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猴子不拥有自拍照版权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猴子不拥有自拍照版权
佚名
【期刊名称】《时代人物》
【年(卷),期】2016(000)002
【摘要】美国媒体/2016.1.12近日,美国一位联邦法官称,因自拍在网上走红的一只印尼猴子不拥有照片的版权。
善待动物组织在旧金山的美国地方法院为这只黑冠猕猴争取照片所有权。
照片是这只猴子用摄影师故意放在那里的相机自拍的。
1月6日,奥里克法官在一份初步意见书上写道:"虽然国会和总统可以把法律保护的范围扩展到不同人群甚至动物身上,但是在版权方面他们没有这样做过。
”
【总页数】1页(P46-4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6.2
【相关文献】
1.与技术标准有关的专利许可声明对专利受让人约束力问题研究——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N-Data案裁定出发 [J], 赵启杉
2.论技术标准中专利许可声明对专利受让人的约束力——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N-Date案裁定出发 [J], 赵启杉
3.猴子真是了不起
——《了不起的猴子》导读 [J], 乐乐姐姐
4.美国联邦法院首次裁定医改法案条款违宪 [J],
5.美国法官判决猴子不拥有自拍照版权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美国最高院Alice判决
美国最高院Alice判决
张艳红
【期刊名称】《电子知识产权》
【年(卷),期】2015(0)1
【摘要】软件与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一直备受关注,也颇有争议。
美国NPEs (non-practicing entities)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似乎也让这一话题的讨论变得更有针对性。
201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Alice Corporation v.CLS Bank International的判决再次激起了人们讨论的兴趣,因为它确认了Alice公司拥有的
专利权无效,推翻了美国法院在此之前一直坚持的商业方法可以被授予专利的立场。
【总页数】1页(P43)
【作者】张艳红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论新技术环境下美国公开表演权的理解与适用兼评美国最高院对“Aereo案”作出的判决
2.药品侵权救济中的法律适用与政府监管——Diana Levine v.Wyeth案美国最高院判决的评析
3.集团企业\"资金池\"的性质认定及\"高利转贷\"的判定要件——最高院判决某商投集团公司诉某商投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例分析
4.
职业放贷行为的认定及其效力——最高院(2017)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评释5.职业放贷行为的认定及其效力——最高院(2017)民终647号民事判决书评释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世界法律史上经典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德国的罪行昭然若揭。
为了审判这些战争罪犯,国际社会成立了纽伦堡军事法庭。
纽伦堡审判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是对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审判,也是对人类法律正义的捍卫。
二、案件概述纽伦堡审判主要审理了以下几类案件:1.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包括侵略战争、战争罪行、反人类罪等。
2. 纳粹德国的战争犯罪集团:包括纳粹党、冲锋队、党卫队等。
3.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犯:包括希特勒、戈林、莱伊、弗兰克等。
三、审判过程1. 成立法庭:1945年11月,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由美、英、苏、法四国代表组成。
2. 审判程序:审判分为三个阶段:起诉、审理、判决。
3. 起诉:起诉方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包括纳粹德国的文件、照片、证言等。
4. 审理:法庭对案件进行了详细的审理,包括对证人的询问、对被告的质证等。
5. 判决:法庭根据审理结果,对被告进行了判决。
四、审判结果1.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法庭认定纳粹德国犯有侵略战争、战争罪行、反人类罪等。
2. 纳粹德国的战争犯罪集团:法庭认定纳粹党、冲锋队、党卫队等犯有战争罪行。
3.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犯:法庭对被告进行了判决,其中戈林、莱伊、弗兰克等人被判处死刑。
五、历史意义1. 纽伦堡审判为世界法律史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对战争罪行的审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纽伦堡审判确立了反人类罪、战争罪等国际罪行,为后来的国际刑事法庭提供了法律依据。
3. 纽伦堡审判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国际刑事司法的合作与交流。
4. 纽伦堡审判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世树立了法治的典范。
六、总结纽伦堡审判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次经典案例,它不仅是对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审判,更是对人类法律正义的捍卫。
纽伦堡审判的审判结果和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今世界,我们应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维护国际法的尊严和权威。
美国环境法律经典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美国诉杜邦公司案(以下简称“杜邦案”)是美国环境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它涉及到了环境损害赔偿、污染责任和公众健康等多个法律问题。
该案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化学公司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以下简称“杜邦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工厂排放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对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二、案情简介1948年至1985年间,杜邦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工厂生产氯乙烯,并排放大量含有四氯乙烯(PCE)和全氟化合物(PFCs)的废水。
这些化学物质具有高度毒性和持久性,长期暴露可能导致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和生殖系统问题。
由于杜邦公司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这些有害物质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用水。
198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要求杜邦公司停止排放有害物质,并清理污染。
然而,杜邦公司并未完全履行这一义务。
此后,美国司法部(DOJ)代表美国政府向杜邦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环境污染责任。
三、判决结果经过长达数年的审理,美国联邦法院于2005年作出判决,认定杜邦公司对环境污染负有主要责任。
法院判决杜邦公司支付巨额罚款,用于清理污染和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此外,杜邦公司还被责令采取以下措施:1. 对受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修复;2. 对受污染地区进行监测,确保污染物浓度降至安全水平;3. 为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和赔偿。
四、案例评析杜邦案是美国环境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具有以下重要意义:1. 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杜邦案明确了污染者对环境污染负有直接责任,无论其是否故意或过失。
这为后续环境污染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强化了公众健康保护:杜邦案强调了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法院判决杜邦公司赔偿受害者损失,并为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对公众健康的重视。
3. 促进了环境保护法规的完善:杜邦案促使美国环境保护法规不断完善。
美国的审判制度
美国的审判制度——美国司法制度简介之三发布时间:2008-12-02 15:33:20一、美国民事审判制度美国联邦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二审终审制。
一般民事案件由联邦地区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当事人不服初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如对法院适用的法律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请求。
在美国法律中,民事案件是指公民、法人之间的索赔或者要求补救的纠纷。
民事诉讼往往是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或者不法行为或者民事侵权行为所引起的。
由于美国是一个成文法和判例法并存的普通法系国家,因此在民事审判制度中许多内容是由法院的判例所确认的,而不同于其它成文法国家,凭借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法,确认该国的民事审判制度。
从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民事判例看,其民事审判制度大致如下。
(一)起诉与受理如果公民或法人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其它公民或法人的不法侵犯或损害,他就开始去聘请律师,并向律师陈述自己起诉的理由及有关情况。
在接受当事人的聘请之后,律师就开始着手调查,会见证人,查看有关法令或法院的判例,以决定当事人是否有理由起诉。
如果认为当事人起诉理由充分,且又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律师便决定起草起诉书。
起诉书必须列举出明确的被告人,提出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
律师必须选择适当的法院进行起诉,原告律师还必须向法庭书记官提出关于要求发出传票的命令状,请求法庭书记官发出传票,或通知、指示司法行政长官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司法行政长官将传票送达被告人后,必须将传票的原本送返法院,并向法院说明送达传票的主要情况。
送达传票是向被告人发出的诉讼正式通知诉讼就从提交起诉书和送达传票开始。
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是,法院必须能够对被告人实行控制,或者与案件有关的财产必须坐落在该法院的管辖区域内。
也就是说,有些诉讼是采用属人原则,只要找到被告人并送达传票的任何州的任何地区都可以起诉。
例如,人身伤害案件,就是由被告人所在地法院受理。
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中英文本与注释)(一)
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中英⽂本与注释)(⼀)从今天起将不定期发布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书的英⽂版及其翻译,欢迎指正。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xUNITED STATES,v. No. 10CR228-LTSDANIEL BONVENTRE. et al.,-------------------------------------------------------x纽约州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1]-------------------------------------------------------x美利坚合众国诉案号:10CR228-LTS丹尼尔•布恩⽂切等-------------------------------------------------------xOPINION AND ORDER[2]意见与判决APPEARANCES:出庭⼈员: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3], LAW OFFICES OF ANDREW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J. FRISCH[4]纽约州南区 ANDREW J. FRISCH律师事务所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By: Matthew L. Schwartz, Esq.[5] By: Andrew J. Frisch, Esq.John T. Zach, Esq. Jeremy B. Sporn, Esq.Randall W. Jackson, Esq. Amanda Bassen, Esq.代表:Matthew L. Schwartz律师代表:Andrew J. Frisch律师John T. Zach律师 Jeremy B. Sporn律师Randall W. Jackson律师 Amanda Bassen律师One St. Andrew’s Plaza 40 Fulton Street, 23rd FloorNew York, NY 10007 New York, NY 10038Counsel for Daniel BonventreDaniel Bonventre的律师-and-与SERCARZ & RIOPELLE, LLP[6]By: Roland G. Riopelle, Esq.SERCARZ & RIOPELLE律师事务所代表:Roland G. Riopelle律师810 Seventh Avenue, Suite 620 New York, NY 10019Counsel for Annette BongiornoAnnette Bongiorno的律师-and-与DUANE MORRIS, LLP (NJ)By Eric R. Breslin, Esq.Melissa S. Geller, Esq.DUANE MORRIS律师事务所(新泽西州)代表:Eric R. Breslin律师Melissa S. Geller律师One Riverfront Plaza1037 Raymond Blvd., Suite 1800Newark, NJ 07102Counsel for Jo Ann CrupiJo Ann Crupi的律师LAW OFFICES OF GORDONMEHLER, PLLC[7]By: Gordon Mehler, Esq.Sarah Lum, Esq.GORDON MEHLER律师事务所代表:Gordon Mehler律师Sarah Lum律师747 Third Avenue, 32nd FloorNew York, NY 10019Counsel for Jerome O’HaraJerome O’Hara的律师-and-与KRANTZ AND BERMAN, LLPBy Larry H. Krantz, Esq.Kimberly A. Yuhas, Esq.KRANTZ AND BERMAN律师事务所代表:Larry H. Krantz律师Kimberly A. Yuhas律师747 Third Avenue, 32nd FloorNew York, NY 10017Counsel for George PerezGeorge Perez的律师LAURA TAYLOR SWAIN, UNITED STATES DISTRICT JUDGE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劳拉•泰勒•斯韦恩After a more than five month trial, thirty-one counts of the above-captioned[8] Superseding Indictment[9] were submitted to the jury, and Defendants Daniel Bonventre (“Bonventre”), Annette Bongiorno (“Bongiorno”), Jo Ann Crupi (“Crupi”), Jerome O’Hara (“O’Hara”) and George Perez (“Perez,” collectively, “Defendants”) were convicted of each of the crimes with which they were charged. The charges included: conspiracy to defraud investment advisory clients and conspiracy to commit securities fraud; conspiracy to engage in accounting fraud and to defraud banks; conspiracy to commit tax fraud; securities fraud; falsifying the records of a broker-dealer; falsifying the records of an investment adviser; causing a false and misleading filing to be made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bank fraud; making and subscribing to false income tax returns; corruptly obstructing the lawful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laws; and tax evasion. Fewer than all of the Defendants were charged in some of the counts.经过五个多⽉的审理,在向陪审团提交上⽂⽂⾸所述替代起诉书的三⼗⼀项指控罪⾏后,被告丹尼尔•布恩⽂切(“布恩⽂切”)、安内特•布恩乔诺(“布恩乔诺”)、乔•安•克鲁⽪(“克鲁⽪”)、杰洛⽶•欧哈拉(“欧哈拉”)和乔治•佩雷兹(“佩雷兹”,上述⼈员合称“被告”)被判犯有各⾃被指控的每⼀项罪⾏。
评述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就对华产品“特保”第一案的判决
中图分类号 : 4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l 6 I9 (0 6 404 —5 D 1 0 一842 o ) ・ 80 0 0 0 20 年 2 1 06 月 0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就美国对华 产品 “ 特保”第一案作出判决, 认 为美国总统就该 “ 特保 ”案不采取救济措施没有超出其法定权限,从而维持 了美 国国际 贸易法院相关裁定。本案标志着历时 3 年半的美国对我国特保第一案的结 束。对本案的分 析将有助于我国处理今后美国可能对我国的 。 保”措 施。 特
其 法 定 权 限 ,从 而 维特 T美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院 相 关 裁 定 。 拳案 标 志 着历 时 3年 半 的
美国对我 国特保 第一案的结束。本文税该案的基本案情、美国上诉 法院簌决 的推 理作 7归 纳,并就该案的相关法律问题做 7简要评析 。 关键词 :特保 保障措施 ; 2 条款 41
超越制 造 商的受 益 。
2 0 年 4月 9日,Moin S se 03 t y tms 公司在 美 国 国际贸 易法院 起诉 美 国总统 和美 国 贸 o 易代表 ,对 美 国总统拒 绝采 取 贸易救 济措 施的决 定提 出司法 审查 。原 告认 为 ,总 统 的决定
超越 了第 4 1 2 条规 定 的授权 范 围 , 总统混 淆 了第 4 1 2 条规定 的 在特定 的情 况下 总统 可以 拒绝
20 0 4年 6月 3日,美 国国际 贸 易法院 作 出判 决 ,维 持 美 国总统 的决 定 。然 而 ,Moin t o
S se y tm公司不服 美 国 国际贸 易法院 的判决 , 即上 诉到 美 国联 邦巡 回上 诉法 院 , 求重 审 。 随 要
20 年 2月 1 06 0日,美 国联 邦 巡 回上 诉法 院就 美 国对华 座椅升 降装 置 “ 保 ”案的 司法 特
美国联邦法院判决
1 (Slip Opinion) OCTOBER TERM, 2010SyllabusNOTE: Where it is feasible, a syllabus (headnote) will be released, as isbeing don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ase, at the time the opinion is issued.The syllabus constitutes no part of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but has beenprepared by the Reporter of Decision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reader.See United States v. Detroit Timber & Lumber Co., 200 U. S. 321, 337.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SyllabusTHOMPSON 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THE SIXTH CIRCUITNo. 09–291. Argued December 7, 2010—Decided January 24, 2011 After petitioner Thompson’s fiancée, Miriam Regalado, filed a sex discrimination charge with 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against their employer, respondent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NAS), NAS fired Thompson. He filed his own charge and a subsequent suit under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claiming that NAS fired him to retaliate against Regalado for filing her charge. The District Court granted NAS summary judg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ird-party retaliation claims were not permitted by Title VII, which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 employee “because he has made a [Title VII] charge,” 42 U. S. C. §2000e–3(a), and which permits, inter alia, a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 . . by [an] alleged employment practice” to file a civil action, §2000e–5(f)(1). The en banc Sixth Circuit affirmed, reasoning that Thompson was not entitled to sue NAS for retaliation because he had not engaged in any activity protected by the statute.Held:1. If the facts Thompson alleges are true, his firing by NAS constituted unlawful retaliation.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must be construed to cover a broad range of employer conduct. Burlington N. & S. F. R. Co. v. White, 548 U. S. 53. It prohibits any employer action that “ ‘well might have “dissuaded a reasonable worker from making or supporting a [discrimination] charge,” ’” id., at 68. That test must be applied in an objective fashion, to “avoi[d] the uncertainties and unfair discrepancies that can plague a judicial effort to determine a plaintiff’s unusual subjective feelings.” Id., at 68–69. A reasonable worker obviously might be dissuaded from engaging in protected activity if she knew that her fiancé would be fired. Pp. 2–4.2. Title VII grants Thompson a cause of action. Pp. 4–7.2 THOMPSON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Syllabus(a) For Title VII standing purposes, the term “person aggrieved” must be construed more narrowly than the outer boundaries of Article III. Dictum in Trafficante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409 U. S. 205, suggesting that Title VII’s aggrievement requirement reaches as far as Article III permits, is too expansive and the Court declines to follow it. At the other extreme, limiting “person aggrieved” to the person who was the subject of unlawful retaliation is an artificially narrow reading. A common usage of the term “person aggrieved” avoids both of these extreme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which authorizes suit to challenge a federal agency by any “person . . . adversely affected or aggrieved . . . within the meaning of a relevant statute,” 5 U. S. C. §702, establishes a regime under which a plaintiff may not sue unless he “falls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s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the statutory provision whose violation forms the legal basis for his complaint,” Lujan v.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497 U. S. 871, 883. Title VII’s term “aggrieved” incorporates that test, enabling suit by any plaintiff with an interest “ ‘arguably [s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the statutes,”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 v. First Nat. Bank & Trust Co., 522 U. S. 479, 495, while excluding plaintiffs who might technically be injured in an Article III sense but whose interests are unrelated to Title VII’s statutory prohibitions. Pp. 4–7.(b) Applying that test here, Thompson falls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itle VII. He was an employee of NAS, and Title VII’s purpose is to protect employees from their employers’ unlawful actions. Moreover, accepting the facts as alleged, Thompson is not an accidental victim of the retaliation. Hurting him was the unlawful act by which NAS punished Regalado. Thus, Thompson is a person aggrieved with standing to sue under Title VII. P. 7.567 F. 3d 804, reversed and remanded.S CALIA, J., delivere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in which all other Members joined, except K AGAN, J., who took no part in the consideration or decision of the case. G INSBURG, J., filed a concurring opinion, in which B REYER, J., joi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ite as: 562 U. S. ____ (2011)1Opinion of the CourtNOTICE: This opinion is subject to formal revision before publication in the preliminary pri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s. Readers are requested to notify the Reporter of Decision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20543, of any typographical or other formal errors, in order that corrections may be made before the preliminary print goes to pres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No. 09–291ERIC L. THOMPSON, PETITIONER v. NORTHAMERICAN STAINLESS, LPON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APPEALS FOR THE SIXTH CIRCUIT[January 24, 2011]J USTICE S CALIA delivere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Until 2003, both petitioner Eric Thompson and his fiancée, Miriam Regalado, were employees of respondent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NAS). In February 2003, 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notified NAS that Regalado had filed a charge alleging sex discrimination. Three weeks later, NAS fired Thompson. Thompson then filed a charge with the EEOC. After conciliation efforts proved unsuccessful, he sued NA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Kentucky under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78 Stat. 253, 42 U. S. C. §2000e et seq ., claiming that NAS had fired him in order to retaliate against Regalado for filing her charge with the EEOC. The District Court granted summary judgment to NAS, concluding that Title VII “does not permit third party retaliation claims.” 435 F. Supp. 2d 633, 639 (ED Ky. 2006). After a panel of the Sixth Circuit reversed the District Court, the Sixth Circuit granted rehearing en banc and affirmed by a 10-to-6 vote.567 F. 3d 804 (2009). The court reasoned that because Thompson did not “engag[e] in any statutorily protected2 THOMPSON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Opinion of the Courtactivity, either on his own behalf or on behalf of Miriam Regalado,” h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lass of persons for whom Congress created a retaliation cause of action.” Id., at 807–808.We granted certiorari. 561 U. S. ___ (2010).ITitle VII provides that “[i]t shall be an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for an employer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of his employees . . . because he has made a charge” under Title VII. 42 U. S. C. §2000e–3(a). The statute permits “a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to file a charge with the EEOC alleging that the employer committed an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and, if the EEOC declines to sue the employer, it permits a civil action to “be brought . . . by the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 . . by the alleged unlawful employment practice.” §2000e–5(b), (f)(1).It is undisputed that Regalado’s filing of a charge with the EEOC was protected conduct under Title VII. In the procedural posture of this case, we are also required to assume that NAS fired Thompson in order to retaliate against Regalado for filing a charge of discrimination. This case therefore presents two questions: First, did NAS’s firing of Thompson constitute unlawful retaliation? And second, if it did, does Title VII grant Thompson a cause of action?IIWith regard to the first question, we have little difficulty concluding that if the facts alleged by Thompson are true, then NAS’s firing of Thompson violated Title VII. In Burlington N. & S. F. R. Co. v. White, 548 U. S. 53 (2006), we held that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must be construed to cover a broad range of employer conduct. We reached that conclusion by contrasting the text of Title3Cite as: 562 U. S. ____ (2011)Opinion of the Court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with its substantive antidiscrimination provision. Title VII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and national origin “‘with respect to . . . compensation, terms, conditions, or privileges of employment,’” and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that would “‘deprive any individual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r otherwise adversely affect his status as an employee.’” Id., at 62 (quoting 42 U. S. C. §2000e–2(a) (emphasis deleted)). In contrast,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prohibits an employer from “‘discriminat[ing] against any of his employees’” for engaging in protected conduct, without specifying the employer acts that are prohibited. 548 U. S., at 62 (quoting §2000e–3(a) (emphasis deleted)). Based on this textual distinction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s purpose, we held that “the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unlike the substantive provision, is not limited to discriminatory actions that affec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Id., at 64. Rather,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prohibits any employer action that “well might have dissuaded a reasonable worker from making or supporting a charge of discrimination.” Id., at 68 (internal quotation marks omitted).We think it obvious that a reasonable worker might be dissuaded from engaging in protected activity if she knew that her fiancé would be fired. Indeed, NAS does not dispute that Thompson’s firing meets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Burlington. Tr. of Oral Arg. 30. NAS raises the concern, however, that prohibiting reprisals against third parties will lead to difficult line-drawing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Perhaps retaliating against an employee by firing his fiancée would dissuade the employee from engaging in protected activity, but what about firing an employee’s girlfriend, close friend, or trusted co-worker? Applying the Burlington standard to third-party reprisals, NAS argues,4 THOMPSON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Opinion of the Courtwill place the employer at risk any time it fires any employee who happens to have a connection to a different employee who filed a charge with the EEOC.Although we acknowledge the force of this point, we do not think it justifies a categorical rule that third-party reprisals do not violate Title VII. As explained above, we adopted a broad standard in Burlington because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is worded broadly. We think there is no textual basis for making an exception to it for third-party reprisals, and a preference for clear rules cannot justify departing from statutory text.We must also decline to identify a fixed class of relationships for which third-party reprisals are unlawful. We expect that firing a close family member will almost always meet the Burlington standard, and inflicting a milder reprisal on a mere acquaintance will almost never do so, but beyond that we are reluctant to generalize. As we explained in Burlington, 548 U. S., at 69, “the significance of any given act of retaliation will often depend upo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Given the broad statutory text and the variety of workplace contexts in which retaliation may occur, Title VII’s antiretaliation provision is simply not reducible to a comprehensive set of clear rules. We emphasize, however, that “the provision’s standard for judging harm must be objective,” so as to “avoi[d] the uncertainties and unfair discrepancies that can plague a judicial effort to determine a plaintiff’s unusual subjective feelings.” Id., at 68–69.IIIThe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in this case is whether Thompson may sue NAS for its alleged violation of Title VII. The statute provides that “a civil action may be brought . . . by the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42 U. S. C. §2000e–5(f)(1). The Sixth Circuit concluded that this provision was merely a reiteration of the requirement5Cite as: 562 U. S. ____ (2011)Opinion of the Courtthat the plaintiff have Article III standing. 567 F. 3d, at 808, n. 1.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at can be. The provision unquestionably permits a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to bring “a civil action.” It is arguable that the aggrievement referred to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minimal Article III standing, which consists of injury in fact caused by the defendant and remediable by the court. See 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 504 U. S. 555, 560–561 (1992). But Thompson’s claim undoubtedly meets those requirements, so if that is indeed all that aggrievement consists of, he may sue.We have suggested in dictum that the Title VII aggrievement requirement conferred a right to sue on all who satisfied Article III standing. Trafficante v. Metro-politan Life Ins. Co., 409 U. S. 205 (1972), involved the “person aggrieved” provision of Title VIII (the Fair Housing Act) rather than Title VII. In deciding the case, however, we relied upon, and cited with approval, a Third Circuit opinion involving Title VII, which, we said, “concluded that the words used showed ‘a congressional intention to define standing as broadly as is permitted by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 Id., at 209 (quoting Hackett v. McGuire Bros., Inc., 445 F. 2d 442, 446 (1971)). We think that dictum regarding Title VII was too expansive. Indeed, the Trafficante opinion did not adhere to it in expressing its Title VIII holding that residents of an apartment complex could sue the owner for hi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rospective tenants. The opinion said that the “person aggrieved” of Title VIII was coextensive with Article III “insofar as tenants of the same hous-ing unit that is charged with discrimination are con-cerned.” 409 U. S., at 209 (emphasis added). Later opinions, we must acknowledge, reiterate that the term “aggrieved” in Title VIII reaches as far as Article III permits, see Bennett v. Spear, 520 U. S. 154, 165–166 (1997); Gladstone, Realtors v. Village of Bellwood, 441 U. S. 91,6 THOMPSON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Opinion of the Court109 (1979), though the holdings of those cases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zone of interests” limitation that we discuss below. In any event, it is Title VII rather than Title VIII that is before us here, and as to that we are surely not bound by the Trafficante dictum.We now find that this dictum was ill-considered, and we decline to follow it. If any person injured in the Article III sense by a Title VII violation could sue, absurd consequences would follow. For example, a shareholder would be able to sue a company for firing a valuable employee for racially discriminatory reasons, so long as he could show that the value of his stock decreased as a consequence. At oral argument Thompson acknowledged that such a suit would not lie, Tr. of Oral Arg. 5–6. We agree, and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term “aggrieved” must be construed more narrowly than the outer boundaries of Article III.At the other extreme from the position that “person aggrieved” means anyone with Article III standing, NAS argues that it is a term of art that refers only to the employee who engaged in the protected activity. We know of no other context in which the words carry this artificially narrow meaning, and if that is what Congress intended it would more naturally have said “person claiming to have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rather than “person claiming to be aggrieved.” We see no basis in text or prior practice for limiting the latter phrase to the person who was the subject of unlawful retaliation. Moreover, such a reading contradicts the very holding of Trafficante, which was that residents of an apartment complex were “person[s] aggrieved” b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rospective tenants. We see no reason why the same phrase in Title VII should be given a narrower meaning.In our view there is a common usage of the term “person aggrieved” that avoids the extremity of equating it with Article III and yet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in Trafficante.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7Cite as: 562 U. S. ____ (2011)Opinion of the CourtAct, 5 U. S. C. §551 et seq., authorizes suit to challenge a federal agency by any “person . . . adversely affected or aggrieved . . . within the meaning of a relevant statute.” §702. We have held that this language establishes a regime under which a plaintiff may not sue unless he “falls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 s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the statutory provision whose violation forms the legal basis for his complaint.” Lujan v.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497 U. S. 871, 883 (1990). We have described the “zone of interests” test as denying a right of review “if the plaintiff’s interests are so marginally related to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s implicit in the statute that it cannot reasonably be assumed that Congress intended to permit the suit.” Clarke v. Securities Industry Assn., 479 U. S. 388, 399–400 (1987). We hold that the term “aggrieved” in Title VII incorporates this test, enabling suit by any plaintiff with an interest “arguably [s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the statutes,”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 v. First Nat. Bank & Trust Co., 522 U. S. 479, 495 (1998) (internal quotation marks omitted), while excluding plaintiffs who might technically be injured in an Article III sense but whose interests are unrelated to the statutory prohibitions in Title VII.Applying that test here, we conclude that Thompson falls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 protected by Title VII. Thompson was an employee of NAS, and the purpose of Title VII is to protect employees from their employers’unlawful actions. Moreover, accepting the facts as alleged, Thompson is not an accidental victim of the retaliation—collateral damage, so to speak, of the employer’s unlawful act. To the contrary, injuring him was the employer’s intended means of harming Regalado. Hurting him was the unlawful act by which the employer punished her. In those circumstances, we think Thompson well within the zone of interests sought to be protected by Title VII. He is a person aggrieved with standing to sue.8 THOMPSON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Opinion of the Court* * *The judgment of the Sixth Circuit is reversed, and the case is remanded for further proceedings consistent with this opinion.It is so ordered. J USTICE K AGAN took no part in the consideration or decision of this case.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Cite as: 562 U. S. ____ (2011)G INSBURG, J., concurring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No. 09–291ERIC L. THOMPSON, PETITIONER v. NORTHAMERICAN STAINLESS, LPON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APPEALS FOR THE SIXTH CIRCUIT[January 24, 2011]J USTICE G INSBURG, with whom J USTICE B REYER joins, concurring.I join the Court’s opinion, and add a fortifying observa-tion: Today’s decision accords with the longstanding views of 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the federal agency that administers Title VII. In its Compliance Manual, the EEOC counsels that Title VII “prohibit[s] retaliation against someone so closely related to or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 exercising his or her statutory rights that it would discourage or prevent the person from pursuing those rights.” Brief for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12–13 (quoting EEOC Compli-ance Manual §8–II(C)(3) (1998)). Such retaliation “can be challenged,” the Manual affirms, “by both the individual who engaged in protected activity and the relative, where both are employees.” Id., at 25–26 (quoting Compliance Manual §8–II(B)(3)(c)). The EEOC’s statements in the Manual merit deference under Skidmore v. Swift & Co., 323 U. S. 134 (1944). See Federal Express Corp. v. Holowecki, 552 U. S. 389, 399–400 (2008). The EEOC’s interpretation of Title VII, I further note, is consistent with interpretations of analogous statutes by other federal agencies. See, e.g., NLRB v. Advertisers Mfg. Co., 823 F. 2d 1086, 1088–1089 (CA7 1987) (adopting NLRB’s position that retaliation against a relative violates the Nationalv. NORTH AMERICAN STAINLESS, LP2 THOMPSONG INSBURG, J., concurringLabor Relations Act); Tasty Baking Co. v. NLRB, 254 F. 3d 114, 127–128 (CADC 2001) (same), cited in Brief for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11.。
美联邦法律案例分析(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案例,发生在1803年。
案件起源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执政时期。
当时,杰斐逊的政党——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而他的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政党——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则在总统选举中败北。
在亚当斯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任命了大量联邦党官员,包括一名联邦地区法官。
然而,在亚当斯离任前,这位法官尚未被正式任命。
亚当斯离开白宫后,杰斐逊总统任命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国务卿。
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在就职后不久,发现这位法官的任命书尚未签署。
于是,他指示国务卿助理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去美国最高法院要求强制执行任命。
二、案件争议马伯里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任命的请求。
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审理此案时面临一个难题: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最高法院对这类案件的直接管辖权。
因此,马歇尔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既维护司法独立,又避免违反宪法。
三、判决与影响在1803年的判决中,马歇尔大法官提出了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
他首先确认了马伯里对任命书的权利,但随后指出,由于宪法没有赋予最高法院对这类案件的直接管辖权,因此法院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权利。
然而,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宪法确实赋予了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并且如果一项法律与宪法相抵触,那么该法律无效。
这一判决确立了美国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赋予了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
这意味着,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或总统的行为违反宪法,从而保障宪法的实施。
四、案例分析“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典型的宪法案例分析,它揭示了以下几个关键点:1. 宪法的最高权威:此案强调了宪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关于美国法律案例的分析(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美国诉麦克劳德案(United States v. McLeod)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审理的一起涉及联邦法律与州法律冲突的案件。
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联邦法律与州法律在管辖权上是否可以相互冲突,以及如何确定联邦法律在管辖权上的优先性。
二、案件事实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犯罪控制法》(Crime Control Act),该法规定:任何在美国境内进行的电信诈骗行为,无论诈骗金额大小,都将受到联邦法律的管辖。
然而,麦克劳德(McLeod)等人在1990年至1991年间,在美国境内通过电话诈骗的方式,骗取了大量资金。
美国联邦政府据此将麦克劳德等人起诉,指控他们违反了《犯罪控制法》。
麦克劳德等人辩称,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规定,联邦政府只能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电信诈骗行为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
因此,联邦政府的指控违反了宪法规定,应当被驳回。
三、法院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首先明确了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规定,即“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宪法没有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都归各州所有”。
接着,法院分析了电信诈骗行为的性质,认为电信诈骗行为既涉及电信技术,又涉及诈骗犯罪,因此既属于电信行业的范畴,又属于犯罪行为的范畴。
在此基础上,法院认为,联邦政府有权根据宪法授权,对电信行业进行监管,包括电信诈骗行为的监管。
同时,联邦政府有权根据宪法授权,对犯罪行为进行监管,包括电信诈骗行为的监管。
因此,联邦政府关于电信诈骗行为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宪法第十修正案的规定。
法院最终判决,联邦政府的指控成立,麦克劳德等人犯有电信诈骗罪,应当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四、案例分析1. 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的关系美国诉麦克劳德案反映了联邦法律与州法律在管辖权上的冲突。
在美国,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
一方面,联邦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力,可以对全国范围内的某些领域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各州政府也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力,可以对本州范围内的某些领域进行监管。
英美法律案例及分析(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73年,英国一名男子名叫Kean,因涉嫌谋杀被起诉。
在审判过程中,Kean的律师提出了一个争议性极强的辩护策略,即“双重代理”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Kean 声称他在犯罪时处于一种“双重代理”的状态,即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代表他的律师进行的一种模拟犯罪。
因此,他不应被认定为犯罪。
二、案件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对“双重代理”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法官表示,根据英国法律,如果一个人能够证明他的行为是在模拟犯罪,即他实际上是在代表他人进行犯罪,那么他不应被认定为犯罪。
然而,陪审团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分歧。
三、判决结果最终,陪审团根据法官的指导,认定Kean的行为不属于模拟犯罪,而是真实犯罪。
因此,陪审团裁定Kean有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案例分析1. 双重代理理论的争议性“双重代理”理论在英国法律史上具有争议性。
一方面,该理论体现了英国法律对代理关系的严格规定,强调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应保持忠诚和诚实。
另一方面,该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滥用,为犯罪分子提供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2. 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争议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对“双重代理”理论产生了分歧。
法官认为,根据英国法律,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确实是在代表他人进行犯罪时,才能认定其无罪。
然而,陪审团在讨论过程中,部分成员认为Kean的行为虽然具有争议性,但并非完全属于模拟犯罪,因此应判定其有罪。
3. 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法律的严谨性。
首先,判决结果表明英国法律对代理关系的严格规定,强调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应保持忠诚和诚实。
其次,判决结果避免了“双重代理”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五、启示1. 法律的严谨性该案例表明,英国法律在审理案件时,注重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
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和陪审团对争议性极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终做出了合理的判决。
2. 代理关系的规范该案例提醒我们,代理关系在法律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乔丹案件宣判法律分析(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乔丹案件,即“乔丹商标侵权案”,是指美国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因商标侵权问题与中国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体育”)之间的纠纷。
2016年,乔丹体育注册了“乔丹”商标,并广泛应用于运动鞋、服装等产品上。
迈克尔·乔丹认为,乔丹体育未经其许可使用“乔丹”商标,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
因此,迈克尔·乔丹将乔丹体育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乔丹体育侵犯其姓名权、肖像权,并赔偿损失。
二、案件宣判经过长时间审理,法院最终判决乔丹体育败诉。
法院认为,乔丹体育注册的“乔丹”商标侵犯了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肖像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判决乔丹体育立即停止使用“乔丹”商标,并赔偿迈克尔·乔丹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三、法律分析1. 姓名权、肖像权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自己的姓名。
迈克尔·乔丹作为公众人物,其姓名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
乔丹体育未经迈克尔·乔丹许可,在其产品上使用“乔丹”商标,构成对迈克尔·乔丹姓名权的侵犯。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一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自己的肖像。
乔丹体育在其产品上使用迈克尔·乔丹的肖像,未经其许可,构成对迈克尔·乔丹肖像权的侵犯。
2. 不正当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经营活动。
乔丹体育在未经迈克尔·乔丹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其姓名和肖像进行商业宣传,误导消费者,损害了迈克尔·乔丹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3. 商标注册审查本案中,乔丹体育注册的“乔丹”商标与迈克尔·乔丹的姓名、肖像具有高度相似性,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与在先权利人的姓名、肖像等相区别。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第一案
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ZWM根据相关资料整理2010年12月自动翻页或点击鼠标翻页1776年7月4日由托玛斯·杰弗逊起草,其它13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签署《独立宣言》,声明美国从英国独立。
《独立宣言》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文献。
美国1781年颁布《邦联章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名称定为“美利坚合众国”•将税收权及贸易监管权在内的大部分权力留给了13个州。
这些州的职能几乎相当于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甚至展开了贸易战。
拟定《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在美国独立战争于1783年结束时,国家政府没有总统,只有一个实行一院制的国会,协助解决安全等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
事实证明这个体制无效力可言,因为国会既不能征税,也不能实施法律。
1786年9月11日,一个讨论跨州贸易的会议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
会议建议于1787年在费城举行一个由各州代表参加的大型会议,"以拟订他们认为可使联邦政府的宪法足以应对联邦急务所必需的新条款"。
1787年1月爆发的"沙依起义"(Shay's Rebellion)突显了局势的严重性。
2000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武装起来,占领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武器库。
高额税收以及因负债累累而失去农田使得他们揭竿而起。
•这次起义暴露了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常备军队的不足,引起了很多美国领导人的警觉,其中包括在独立战争中做过美军统帅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他写道:"除非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否则无政府及混乱状态必将接踵而至。
"1787年5月25日,代表们云集费城,提名华盛顿为制宪会议主席。
作为一名举国爱戴的英雄人物,华盛顿的出席为大会增添了合法性。
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考虑,因为代表们决定不公开进行讨论,以便他们在制定取代《邦联章程》的文件时能够畅所欲言。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BERT WONG, WARDEN v. FERNANDOBELMONTES, J R.ON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No. 08–1263. Decided November 16, 2009P ER C URIAM.In 1981, in the course of a burglary, Fernando Belmon-tes bludgeoned Steacy McConnell to death, striking her in the head 15 to 20 times with a steel dumbbell bar. See People v. Belmontes, 45 Cal. 3d 744, 759–761, 755 P. 2d 310, 315–316 (1988). After the murder, Belmontes and his accomplices stole McConnell’s stereo, sold it for $100, and used the money to buy beer and drugs for the night. Id., at 764–765, 755 P. 2d, at 318–319.Belmontes was convicted of murder and sentenced to death in state court. Unsuccessful on direct appeal and state collateral review, Belmontes sought federal habeas relief, which the District Court denied. The Court of Ap-peals reversed, finding instructional error, but we over-turned that decision. Ayers v. Belmontes, 549 U. S. 7 (2006); see also Brown v. Belmontes, 544 U. S. 945 (2005). On remand, the Court of Appeals again ruled for Bel-montes, this time finding that Belmontes suffered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during the sentencing phase of his trial. The District Court had previously denied relief on that ground, finding that counsel for Belmontes had performed deficiently under Ninth Circuit precedent, but that Belmontes could not establish prejudice under Strick-land v. Washington, 466 U. S. 668 (1984). Belmontes v. Calderon, Civ. S–89–0736 DFL JFM (ED Cal., Aug. 15, 2000), App. to Pet. for Cert. 140a, 179a, 183a. The Court of Appeals agreed that counsel’s performance was defi-cient, but disagreed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with respect to2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prejudice, determining that counsel’s errors undermined confidence in the penalty phase verdict. Belmontes v. Ayers, 529 F. 3d 834, 859–863, 874 (CA9 2008). We dis-agree with the Court of Appeals as to prejudice, grant the State’s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and reverse.IBelmontes argues that his counsel was constitutionally ineffective for failing to investigate and present sufficient mitigating evidence during the penalty phase of his trial. To prevail on this claim, Belmontes must meet both the deficient performance and prejudice prongs of Strickland, 466 U. S., at 687. To show deficient performance, Belmon-tes must establish that “counsel’s representation fell below an objective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 Id., at 688. In light of “th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faced by defense counsel [and] the range of legitimate decisions regarding how best to represent a criminal defendant,” the perform-ance inquiry necessarily turns on “whether counsel’s assistance was reasonable considering all the circum-stances.” Id., at 688–689. At all points, “[j]udicial scru-tiny of counsel’s performance must be highly deferential.” Id., at 689.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Belmontes’ lawyer, John Schick, was very specific. Substantial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Belmontes had committed a prior murder, and the prosecution was eager to introduce that evidence during the penalty phase of the McConnell trial. The evidence of the prior murder was extensive, including eyewitness testimony, Belmontes’ own admissions, and Belmontes’ possession of the murder weapon and the same type of ammunition used to kill the victim. Record 2239–2250, 2261; Deposition of John Schick, Exhs. 62, 63, 64 (Sept. 26, 1995).The evidence, furthermore, was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It would have shown that two years before Steacy McCon-3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nell’s death, police found Jerry Howard’s body in a se-cluded area. Howard had been killed execution style, with a bullet to the back of the head. The authorities suspected Belmontes, but on the eve of trial the State’s witnesses refused to cooperate (Belmontes’ mother had begged one not to testify). The prosecution therefore believed it could not prove Belmontes guilty of murder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What the prosecution could prove, even without the recalcitrant witnesses, was that Belmontes possessed the gun used to murder Howard. So the State offered, and Belmontes accepted, a no-contest plea to accessory after the fact to voluntary manslaughter. Record 2239–2243; Deposition of John Schick, Exhs. 62, 63, 64.But Belmontes had not been shy about discussing the murder, boasting to several people that he had killed Howard. Steven Cartwright informed the district attorney that Belmontes had confessed to the murder. A police informant told detectives that Belmontes “bragged” about the murder, stating that he was “mad” at Howard because “the night before, he had quite a [lot] of dope and wouldn’t share it with him.” After double jeopardy protection set in and he had been released on parole, Belmontes admitted hi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urder to his counselor at the California Youth Authority, Charles Sapien. During his time in confinement, Belmontes had “always denied that he was the [one] who shot Jerry Howard.” But because Sapien “had been square with [Belmontes],” Belmontes decided to level with Sapien upon his release, telling Sapien that he had “‘wasted’ that guy.” Record 2240; Deposition of John Schick, Exhs. 62, 63, 64.Schick understood the gravity of this aggravating evi-dence, and he built his mitigation strategy around the overriding need to exclude it. California evidentiary rules, Schick knew, offered him an argument to exclude the evidence, but those same rules made clear that the evi-dence would come in for rebuttal if Schick opened the door.4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Record 2256; see also People v. Rodriguez, 42 Cal. 3d 730, 791–792, 726 P. 2d 113, 153 (1986); People v. Harris, 28 Cal. 3d 935, 960–962, 623 P. 2d 240, 254 (1981). Schick thus had “grave concerns” that, even if he succeeded ini-tially in excluding the prior murder evidence, it would still be admitted if his mitigation case swept too broadly. Accordingly, Schick decided to proceed cautiously, struc-turing his mitigation arguments and witnesses to limit that possibility. Deposition of John Schick 301, 309–310; see Strickland, supra, at 699 (“Restricting testimony on respondent’s character to what had come in at the plea colloquy ensured that contrary character and psychologi-cal evidence and respondent’s criminal history, which counsel had successfully moved to exclude, would not come in”).As Schick expected, the prosecution was ready to admit this evidence during the sentencing phase. Schick moved to exclude the evidence, arguing that the State should be allowed to tell the jury only that Belmontes had been convicted of being an accessory after the fact to voluntary manslaughter—nothing more. Record 2240–2254. Schick succeeded in keeping the prosecution from presenting the damaging evidence in its sentencing case in chief, but his client remained at risk: The trial court indicated the evi-dence would come in for rebuttal or impeachment if Schick opened the door. Id., at 2256.This was not an empty threat. In one instance, Schick elicited testimony that Belmontes was not a violent per-son. The State objected and, out of earshot of the jury, argued that it should be able to rebut the testimony with the Howard murder evidence. Id., at 2332–2334. The Court warned Schick that it was “going to have to allow [the prosecution] to go into the whole background” if Schick continued his line of questioning. Id., at 2334. Schick acquiesced, and the court struck the testimony. Ibid.5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The Court’s warning reinforced Schick’s understanding that he would have to tailor his mitigation case carefully to preserve his success in excluding the Howard murder evidence. With that cautionary note in mind, Schick put on nine witnesses he thought could advance a case for mitigation, without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prior murder evidence. See id., at 2312–2417.The Court of Appeals determined that in spite of these efforts, Schick’s performance was constitutionally deficient under Circuit precedent. Belmontes, 529 F. 3d, at 862– 863. The State challenges that conclusion, but we need not resolve the point, because we agree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Belmontes cannot establish prejudice.IITo establish prejudice, Belmontes must show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but for counsel’s unprofessional errors, the result of the proceeding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Strickland, 466 U. S., at 694. That showing requires Belmontes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a competent attorney, aware of [the available mitigat-ing evidence], would have introduced it at sentencing,” and “that had the jury been confronted with this . . . miti-gating evidence, there is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it would have returned with a different sentence.” Wiggins v. Smith, 539 U. S. 510, 535, 536 (2003).The Ninth Circuit determined that a reasonably compe-tent lawyer would have introduced more mitigation evi-dence, on top of what Schick had already presented. For purposes of our prejudice analysis, we accept that conclu-sion and proce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a jury presented with this additional miti-gation evidence would have returned a different verdict.In evaluating that ques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ll the relevant evidence that the jury would have had before it if Schick had pursued the different path—not just6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the mitigation evidence Schick could have presented, but also the Howard murder evidence that almost certainly would have come in with it. See Strickland, supra, at 695–696, 700. Thus, to establish prejudice, Belmontes must show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the jury would have rejected a capital sentence after it weighed the entire body of mitigating evidence (including the additional testimony Schick could have presented) against the entire body of aggravating evidence (including the Howard mur-der evidence). Belmontes cannot meet this burden.We begin with the mitigating evidence Schick did pre-sent during the sentencing phase. That evidence was substantial. The same Ninth Circuit panel addressing the same record in Belmontes’ first habeas appeal agreed, recognizing “the substantial nature of the mitigating evidence” Schick presented. Belmontes v. Woodford, 350 F. 3d 861, 907 (2003). It reiterated the point several times. See id., at 874, 901, 908.All told, Schick put nine witnesses on the stand over a span of two days, and elicited a range of testimony on Belmontes’ behalf. A number of those witnesses high-lighted Belmontes’ “terrible” childhood. They testified that his father was an alcoholic and extremely abusive. Belmontes’ grandfather described the one-bedroom house where Belmontes spent much of his childhood as a “chicken coop.” Belmontes did not do well in school; he dropped out in the ninth grade. His younger sister died when she was only 10 months old. And his grandmother died tragically when she drowned in her swimming pool. See Record 2314–2319, 2324–2325, 2344.Family members also testified that, despite these diffi-culties, Belmontes maintained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his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mother, and sister. Id., at 2317–2318, 2325–2326. And Belmontes’ best friend of-fered the insights of a close friend and confidant. Id., at 2329–2332.7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Schick also called witnesses who detailed Belmontes’ religious conversion while in state custody on the acces-sory charge. These witnesses told stories about Belmon-tes’ efforts advising other inmates in his detention center’s religious program, to illustrate that he could live a produc-tive and meaningful life in prison. They described his success working as part of a firefighting crew, detailing his rise from lowest man on the team to second in command. Belmontes’ assistant chaplain even said that he would use Belmontes as a regular part of his prison counseling pro-gram if the jury handed down a life sentence. Id., at 2379–2384, 2396–2398, 2400–2407.Belmontes himself bolstered these accounts by testifying about his childhood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both at sentencing and during allocution. Belmontes described his childhood as “pretty hard,” but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his actions, telling the jury that he did not want to use his background “as a crutch[,] to say I am in a situation now . . . because of that.” Id., at 2343.On remand from this Court, the Court of Appeals—addressing Belmontes’ ineffective assistance claim for the first time—changed its view of this evidence. Instead of finding Schick’s mitigation case “substantial,” as it previ-ously had, Belmontes, 350 F. 3d, at 907, the Ninth Circuit this time around labeled it “cursory,” Belmontes, 529 F. 3d, at 841, 861, n. 14, 866. Compare also Belmontes, 350 F. 3d, at 874, 901, 907 (labeling the mitigation evidence Schick presented “substantial”), with Belmontes, 529 F. 3d, at 847, n. 3, 874 (labeling the same evidence “insub-stantial”). More evidence, the Court of Appeals now con-cluded, w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ce; in particular, more evidence to “humanize” Belmontes, as that court put it no fewer than 11 times in its opinion. Belmontes, 529 F. 3d, at 850, 859, 860, 862, 863, 864, 865, and n. 18, 869, 872, 874. The Court determined that the failure to put on this evidence prejudiced Belmontes.8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this conclusion: Some of the evidence was merely cumulative of the humanizing evidence Schick actually presented; adding it to what was already there would have made little difference. Other evidence proposed by the Ninth Circuit would have put into play aspects of Belmontes’ character that would have triggered admission of the powerful Howard evidence in rebuttal. This evidence w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ce, but in the wrong direction for Belmontes. In either event, Belmontes cannot establish Strickland prejudice.First, the cumulative evidence. In the Court of Appeals’ view, Belmontes should have presented more humanizing evidence about Belmontes’ “difficult childhood” and high-lighted his “positive attributes.” 529 F. 3d, at 864. As for his difficult childhood, Schick should have called witnesses to testify that “when Belmontes was five years old, his 10-month-old sister died of a brain tumor,” that he “exhibite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fter her death, that his grand-mother suffered from “alcoholism and prescription drug addiction,” and that both his immediate and extended family lived in a state of “constant strife.” Ibid. As for his positive attributes, Schick should have produced testi-mony about Belmontes’ “strong character as a chil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bid. Schick should have illustrated that Belmontes was “kind, responsible, and likeable”; that he “got along well with his siblings” and was “respectful towards his grandparents despite their disapproval of his mixed racial background”; and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kept up in school and got along with his teachers before [an] illness, and made friends easily.” Ibid.But as recounted above and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courts and, originally, this very panel, Schick did put on substantial mitigation evidence, much of it targeting the same “humanizing” theme the Ninth Circuit highlighted. Compare, e.g., ibid., with Record 2317 (death of 10-month-9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old sister); id., at 2319, 2325 (difficult childhood); id., at 2314–2315 (family member’s addictions); id., at 2314– 2315, 2324–2325 (family strife and abuse); id., at 2317, 2319, 2347–2348, 2397 (strong character as a child); id., at 2326–2327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iblings); id., at 2317– 2319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randparents); id., at 2348– 2351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religious events); see also, e.g., Belmontes’ Traverse to Respondent’s Return to Pet. for Writ of Habeas Corpus in No. 5–89–0736–EJG–JFM (ED Cal.), p. 64 (“[C]ounsel’s presentation was ar-guably adequate only with respect to [evidence] of ‘human-izing’ petitioner”). The sentencing jury was thus “well acquainted” with Belmontes’ background and potential humanizing features. Schriro v. Landrigan, 550 U. S. 465, 481 (2007). Additional evidence on these points would have offered an insignificant benefit, if any at all.The Ninth Circuit also determined that both the evi-dence Schick presented and the additional evidence it proposed would have carried greater weight if Schick had submitted expert testimony. Such testimony could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themes in the mitigation case and explain to the jury how they 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Belmontes’s involvement in criminal activity.” Belmontes, 529 F. 3d, at 853. See also ibid. (discussing expert’s federal habeas testimony on importance of expert testimony). But the body of mitigating evidence the Ninth Circuit would have required Schick to present was neither complex nor technical. It required only that the jury make logical connections of the kind a layperson is well equipped to make. The jury simply did not need expert testimony to understand the “humanizing” evidence; it could use its common sense or own sense of mercy.What is more, expert testimony discussing Belmontes’ mental state, seeking to explain his behavior, or putting it in some favorable context would have exposed Belmontes to the Howard evidence. See Darden v. Wainwright, 47710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U. S. 168, 186 (1986) (“Any attempt to portray petitioner as a nonviolent man would have opened the door for the State to rebut with evidence of petitioner’s prior convic-tions. . . . Similarly, if defense counsel had attempted to put on evidence that petitioner was a family man, they would have been faced with his admission at trial that, although still married, he was spending the weekend furlough with a girlfriend”).If, for example, an expert had testified that Belmontes had a “‘high likelihood of a . . . nonviolent adjustment to a prison setting,’” as Belmontes suggested an expert might, see Brief for Appellant in No. 01–99018 (CA9), p. 34, the question would have immediately arisen: “What was his propensity toward violence to begin with? Does evidence of another murder alter your view?” Expert testimony explaining why the jury should feel sympathy, as opposed simply to facts that might elicit that response, would have led to a similar rejoinder: “Is such sympathy equally ap-propriate for someone who committed a second murder?”Any of this testimony from an expert’s perspective would have made the Howard evidence fair game.Many of Belmontes’ other arguments fail for the same reason. He argues that the jury should have been told that he suffered an “extended bout with rheumatic fever,” which led to “emotional instability, impulsivity, and im-pairment of th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for plan-ning and reasoning.” Amended Pet. for Writ of Habeas Corpus 120. But the cold, calculated nature of the Howard murder and Belmontes’ subsequent bragging about it would have served as a powerful counterpoint.The type of “more-evidence-is-better” approach advo-cated by Belmontes and the Court of Appeals might seem appealing—after all, what is there to lose? But here there was a lot to lose. A heavyhanded case to portray Belmon-tes in a positive light, with or without experts, would have invited the strongest possible evidence in rebuttal—the11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evidence that Belmontes was responsible for not one but two murders.Belmontes counters that some of the potential mitigat-ing evidence might not have opened the door to the prior murder evidence. The Court of Appeals went so far as to state, without citation, that “[t]here would be no basis for suggesting that [expert testimony] would be any different if the expert were informed that Belmontes committed two murders rather than one.” Belmontes, 529 F. 3d, at 869, n. 20. But it is surely pertinent in assessing expert testi-mony “explain[ing] . . . involvement in criminal activity,” id., at 853, to know what criminal activity was at issue. And even if the number of murders were as irrelevant as the Ninth Circuit asserted,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murders were so different in character made each of them highly pertinent in evaluating expert testimony of the sort envi-sion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s.The Ninth Circuit noted that the trial court retained discretion to exclude the Howard evidence even if Schick opened the door. Id., at 869–870, n. 20. If Schick had doubts, the Court of Appeals contended, he could have secured an answer in advance through a motion in limine. Ibid. The trial judge, however, left little doubt where he stood. While ruling that the prosecution could not present the evidence in its case in chief, Record 2254, the judge made clear that it would come in for certain rebuttal purposes, id., at 2256, 2332–2334. When Schick elicited testimony that Belmontes was not violent, for example, the judge ordered it stricken and warned Schick that he would admit the Howard murder evidence—to let the prosecution “go into the whole background”—if Schick pressed forward. Id., at 2334.In balancing the mitigating factors against the aggrava-tors, the Court of Appeals repeatedly referred to the ag-gravating evidence the State presented as “scant.” Bel-montes, 529 F. 3d, at 870, 873, 874, 875, 878. That12 WONGv. BELMONTESPer Curiamcharacterization misses Strickland’s point that the review-ing court must consider all the evidence—the good and the bad—when evaluating prejudice. See Strickland, 466 U. S., at 695–696, 700. Here, the worst kind of bad evi-dence would have come in with the good. The only reason it did not was because Schick was careful in his mitigation case. The State’s aggravation evidence could only be characterized as “scant” if one ignores the “elephant in the courtroom”—Belmontes’ role in the Howard murder—that would have been presented had Schick submitted the additional mitigation evidence. Belmontes v. Ayers, 551 F. 3d 864, 867 (CA9 2008) (Callahan, J., dissenting from denial of rehearing en banc).Even on the record before it—which did not include the Howard murder—the state court determined that Belmon-tes “was convicted on extremely strong evidence that he committed an intentional murder of extraordinary brutal-ity.” Belmontes, 45 Cal. 3d, at 819, 755 P. 2d, at 354. That court also noted that “[t]he properly admitted aggra-vating evidence in this case—in particula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was simply overwhelming.” Id., at 809, 755 P. 2d, at 348 (citation omitted). The Ninth Cir-cuit saw the murder differently. It viewe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 as only “conceivably significant” as an aggravating factor. Belmontes, 529 F. 3d, at 871. In particular, the Court of Appeals concluded that “[t]he crime here did not involve . . . needless suffering on the part of the victim.” Ibid.We agree with the state court’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urder, and simply cannot comprehend the assertion by the Court of Appeals that this case did not involve “need-less suffering.” The jury saw autopsy photographs show-ing Steacy McConnell’s mangled head, her skull crushed by 15 to 20 blows from a steel dumbbell bar the jury found to have been wielded by Belmontes. McConnell’s corpse showed numerous “defensive bruises and contusions on13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Per Curiam[her] hands, arms, and feet,” id., at 839, which “plainly evidenced a desperate struggle for life at [Belmontes’] hands,” Belmontes, 755 P. 2d, at 354. Belmontes left McConnell to die, but officers found her still fighting for her life before ultimately succumbing to the injuries caused by the blows from Belmontes. Record 3. The jury also heard that this savage murder was committed solely to prevent interference with a burglary that netted Bel-montes $100 he used to buy beer and drugs for the night. McConnell suffered, and it was clearly needless.Some of the error below may be traced to confusion about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and burden of proof. While the Court of Appeals quoted the pertinent language from Strickland, that court elsewhere suggested it might have applied something different. In explaining its preju-dice determination, the Ninth Circuit concluded that “[t]he aggravating evidence, even with the addition of evidence that Belmontes murdered Howard, is not strong enough, in light of the mitigating evidence that could have been adduced, to rule out a sentence of life in prison.” Belmon-tes, 529 F. 3d, at 875. But Strickland does not require the State to “rule out” a sentence of life in prison to prevail. Rather, Strickland places the burden on the defendant, not the State, to show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466 U. S., at 694. Un-der a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Strickland standard, Bel-montes cannot carry this burden.It is hard to imagine expert testimony and additional facts about Belmontes’ difficult childhood outweighing the facts of McConnell’s murder. It becomes even harder to envision such a result when the evidence that Belmontes had committed another murder—“the most powerful imaginable aggravating evidence,” as Judge Levi put it, Belmontes, S-89–0736, App. to Pet. for Cert. 183a—is added to the mix. Schick’s mitigation strategy failed, but the notion that the result c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if onlyv. BELMONTES14 WONGPer CuriamSchick had put on more than the nine witnesses he did, or called expert witnesses to bolster his case, is fanciful.The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and the motion for leave to proceed in forma pauperis are granted.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is reversed, and the case is remanded for further proceedings consistent with this opinion.It is so ordered.1Cite as: 558 U. S. ____ (2009)S TEVENS, J., concurring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BERT WONG, WARDEN v. FERNANDOBELMONTES, J R.ON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No. 08–1263. Decided November 16, 2009J USTICE S TEVENS, concurring.When Fernando Belmontes was sentenced to death in 1982, California Penal Code §190.3(k)* conveyed the unmistakable message that juries could not give any mitigating weight to evidence that did not extenuate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 See Ayers v. Belmontes, 549 U. S. 7, 27 (2006) (S TEVENS, J., dissenting). The trial judge who presided at Belmontes’ sentencing hearing so understood the law, and his instructions to the jury reflected that understanding. See id., at 33–34. It was only later that both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and this Court squarely held that a jury must be allowed to give weight to any aspect of a defendant’s character or history that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a sentence other than death, even if such evidence does not “‘tend to reduce the defendant’s culpability for his crime.’” Id., at 28 (quoting Skipper v. South Carolina, 476 U. S. 1, 11 (1986) (Powell, J., concur-ring in judgment)).The testimony adduced at Belmontes’ sentencing hear-ing described his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his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a youth rehabilitation program. Neither his own testimony, nor that of the two ministers and the other witnesses who testified on his behalf, made any attempt to extenuate the severity of his crime. Their testimony did, however, afford the jury a principled basis for imposing a sentence other than death. See Ayers, 549 ——————*Cal. Penal Code Ann. §190.3(k) (West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