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海:中国古代为官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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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中国古代为官之德
来源:《人民周刊》作者:史世海
在河南省内乡县城中心,有一座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级官署衙门,县衙中数十副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地倡示了古人的“为政为官之念”。其中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短短16个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政理念:人若为官,既要清正廉洁,从不言贫,做个“廉吏”;又要勤勉为民,从不言苦,当个“勤官”。仰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清官良吏群星璀璨。近读《国语·晋语》,其中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就很发人深思。
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叫叔向的大夫,他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世。有一天,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贫困而忧愁,叔向反而祝贺他。韩宣子说:“我韩起(韩宣子名)只有正卿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无法和卿大夫们交际往来,我正因此发愁,而你却祝贺我,这是什么缘故呢?”
于是,叔向便向韩宣子列举了栾武子和郤昭子的例子,说道:“从前栾武子没有百顷的田产,家里置备不齐祭祀的礼器,可是他能弘扬美德,遵循法制,使名声传播到各诸侯国,诸侯亲近他,戎、狄也归附他,他依靠这点治理好了晋国,执行法令没有弊病,所以避免了灾难。那位郤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晋国王室的一半,他的家族在三军将帅中占了一半,依仗着他的财富和国君的荣宠,在晋国骄横跋扈。可结果他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在绛城被灭绝,没有谁来同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德行啊。如今你像栾武子那样清贫,我认为你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所以向你道贺。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而只为财物不足而发愁,我恐怕吊唁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
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下拜叩头说:“感谢您的教导。”
叔向的“人应忧德之不建,不应忧货之不足”,反映了一位贤者的智慧,他的“可贺”与“可忧”,确如孔子所说的,具有古人耿直的遗风。其实,人生在世,应该持守一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常心,思想上的安贫固穷,德行上的清正如水,操守上的知止有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特别是从政之人,“廉者,仕之本”,为政只有清白当官,干净做事,在贪和廉之间作出正确选择,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
诚然,要真正做到沉心如水,廉不言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自己志存高远、立德力行,又要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唐代的崔玄暐能够做到为官清正,就与母亲卢氏的谆谆家教密切相关。据《旧唐书·崔玄暐传》记载,崔玄暐年轻时颇有学问操行,初入仕途时,母亲卢氏曾告诫他:“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有人来说他贫困不能生存,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财物充足,穿轻裘骑肥马,这是坏消息。我常常敬重这话,认为是正确的议论。我常看见表亲中做官的,把许多钱物交给父母,父母只知道喜悦,始终不问这些钱物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如果确实是俸禄的节余,倒也是件好事。如果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与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自己能不问心有愧吗?孟母不接受像鱼鲊这样小的馈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你今天坐吃俸禄,得到的荣幸已经很多,如果不能忠诚清廉,怎能在世上站得住脚?孔子说即使每天宰杀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顺的;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过失担忧。你要特别注意修身洁己,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母亲卢氏这番“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的教诲,使崔玄暐从为官之初就懂得“富于钱财不如富于节操,官位之高不如品德之高”的道理。
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谆谆告诫为政者。《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一个人若任官职,不仅应该清正廉洁,还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切切实实地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好事,“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他无论何时何地,“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堤。经过5年苦干,修成长约300公里的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入海,与此同时,也努力赈济灾民。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家庭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800多年。《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为官一任”,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但要“造福一方”,还要真心实意地勤政爱民,“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不辞劳苦地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的福祉。若如此,则是自己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利。历史上凡是为政有道的官员,大凡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言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4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不言贫、勤不言苦,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境界,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曾国藩有句名言:“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人世间,做人也好,做官也罢,最宝贵的资源,无关金钱与地位,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浩然一身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