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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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诗英译

具有辉煌艺术成就的我国唐代诗歌,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李白和杜甫等伟大诗人的诗篇传遍了各个大陆,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据今所知,西方最早大力进行唐诗英译工作的是18世纪英国汉学家、诗人詹尼斯(S.Jenyns),其遗作经后人整理,编成《唐诗三百首选读》及《续集》(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300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于本世纪40年代在伦敦出版。最早英译唐代诗人专集的是小tián@①薰良(S.Obata),其《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于1922年在纽约出版。最早英译唐诗选本的是宾纳(W.Bynner)和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Three Ha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为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的全译本,1929年在纽约出版。自上世纪末以来,其他著名的唐诗英译家有戴维斯爵士(Sir J.F.Davis)、翟理斯(H.A.Giles)、庞德(E.Pound)、克兰默一宾(L.CranmerByng)、韦利(A.Waley)、洛维尔(A·Lowell)、弗莱彻(W.J.Fletcher)、洪业(煨莲,William Hung)、柳无忌、欧文(S.Owen)等

等,他们做了大量的唐诗英译工作。

唐诗的英译工作不仅把唐诗艺术介绍给英语世界,使西方读者得到美感享受,而且还对英语世界的新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现代派诗人庞德、艾略特(T.S.Eliot)就深受唐诗艺术的影响,从中寻找欧美新诗运动的推动力,为世人所共知。美国批评家卡茨(M.Katz)就注意到意象派女诗人洛维尔的诗《凌晨两点:一条伦敦大街》(A London Thoroughfare:2 a.m.)与杜甫《月夜》的关系[1],这两首诗都是描写了在闺房中倚窗望月的妇女形象。美国当代诗人雷克斯洛斯(K.Rexroth,中文名字叫王红公)曾说:“我认为中国诗对我的影响,远远大过其他的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法则(a kind of Chinese rule)”[2]。他曾大量翻译唐诗并予以发表。196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当代诗选《赤裸的诗:近年美国开放体的诗歌》(Naked Poetry: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选录16首他的诗作,其中14首其实是杜甫等人诗的英译,由于他年辈较早,所以他的诗作列于书首,诗评家们诙谐地感叹道,美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序幕原来竟是由中国唐诗开启的[3]。当代诗人勃来(R.Bly)也承认他自己以及他朋友们的确受到白居易、李贺等唐代诗人的影响[4]。

在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今天,面对世界东西方日益增强的文化交流,我国的唐诗英译工作正处于一个新的繁荣时期。80年代以来,国内已大量出版发行由我国学者、译家翻译的唐诗译本,如杨宪益的《唐宋诗文选译》(与格雷蒂斯Gladys合译)、徐忠杰的《唐诗二百首新译》、王守义的《唐宋诗词英译》(与诺弗尔J.Neville合译),吴钧陶的《杜甫诗英译》、许渊冲的《唐诗三百首新译》、《李白诗选译》、《唐诗一百五十首英译》、张廷琛的《唐诗一百首英译》(与魏博思Bruce M. Wilson合译),以及翁显良的《古译英译》等。

众所周知,把不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从语言形式到思想感情进行翻译,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工作,因而西方流传一句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许多诗人、理论家们也持有“诗不可译”观点,诗人雪莱(P.B.Shelley)在《诗辩》(Defense of Poetry)中认为,企图把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搬移到另一种语言,就好比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来化验出它的颜色和香味的数据,“因此,译诗是徒劳无功的”[5]。弗罗斯特(R.Frost)也认为诗一经翻译就会失去它自身的特质(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Jakobson)断定诗严格说来是不能翻译的[6]。话虽然说得令人沮丧,但自詹尼斯以来的优秀译家的唐诗英译实践证明,诗是可以趋近准确而传神地译成另一种语言形式,在另一国度传诵。唐诗英译工作还将继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其重要作用。歌德(J.W.Goethe)在1827年7月写给苏格兰作家卡莱尔(T.Carlyle)的信中说:“无论说翻译有什么不足之处,

它仍然不失为世界上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7]我们今天更应该重视唐诗英译工作,弘扬祖国古代灿烂文化,以利于世界文学的发展。

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当走什么样的途径?用什么方法最合适?从公元前古罗马的西塞罗(M. T. Cicero)、贺拉斯(Horace),到本世纪初意大利的克罗齐(B. Croce)、德国的本亚明(W.Benjamin),人们从理论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英国翻译理论家诺克斯(R. Knox)曾把历史上的翻译理论归纳为两个问题:是文学翻译还是逐字翻译?译者是否有权选择任何文体与词语来表达原文的意思[8]?这是很恰切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指出:“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项数学任务,把一首抒情诗翻译成外语好比解一道数学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并无系统的解决办法”。[9]唐诗英译的实践及理论探索正是如此,它们一直在提出问题:是忠实地体现唐诗原文的形式、韵律,还是重视传达唐诗原文的思想、精神?是追求精炼、含蓄的传情达意,还是保全原诗的真实与精确?学者、译家们一直在问题的两端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追求着某种完美的“合格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及“等值效果”(equivalent effect)[10],各持不同的宗旨和方法,弯弯曲曲地走过近百年的唐诗英译进程。回顾历史,面对现状,考察这些翻译实绩,总结经验,会强有力地促

进这项有益的工作健康地发展。

唐诗的光辉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壮丽的诗境、清新的笔墨以及深沉的情感,而且还体现在它富于变化的格律形式、流畅而顿挫的音韵,它充分利用了汉语所能提供的各种手段──节奏、平仄、押韵、对仗、用典等。唐诗翻译家们首先碰到的就是这些形式美,人们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艰难。连法国的唐诗翻译家埃尔韦—圣—德尼候爵(le marquis

d'Herveg─Saint─Denys)在1862年出版的法译本《唐代诗选》前言中说:“这项工作是很冒险的,也是艰辛而痛苦的,因为我们发现那些真正的优美之处无法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传达出来”[11]。唐诗英译的先行者詹尼斯也感叹道:“诗的美不仅存在于诗人说了些什么,还存在于他怎样地去说。而且这种具有诗人个性的表达是那样精致,就好比一朵花不能接枝到另一株树上一样。诗的内容也许可以被再现,但诗的动态肯定要在翻译中失掉,几乎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当把一部辞典放到桌上时,诗的美就会从窗户飞出去”[12]。但是,翻译家们还是

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冒险”任务。

正如上世纪末法国大作家福楼拜(G.F.Flaubert)的朋友路易·布耶(L.Bouilhet)打算在法译本中重现唐诗形式或找出其对应形式,采用当时很少人使用的七音步形式译唐诗一样(法国学者认为这大概是源于在唐诗中被奉为经典的七言与五言律诗形式)[13],早期的唐诗英译者也试图用英语诗律来再现或对应唐诗的形式美。但布耶等法国人的尝试是有限的,而英国人却迈出了一大步。翟理斯在1898年出版的《用英语诗律翻译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就将唐诗内容注入英语诗律形式中。如译王昌龄的七言绝句《闺怨》:At The WarSee the young wife whose bosom ne'er has ached with cruel pain!─In gay array she mounts the tower when spring comes round again.Sudden she sees the willow trees their newest green put on,And sighs for her husband far away in search of glory gone.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候。)

押韵用整齐的ABABCDCD形式;单数行用四音步,双数行用三音步,这是英语诗的常用诗格。但英诗八行诗(Ottawa Rima)一般为五音步,法国体八行诗(Triolet)也是如此,而这首译诗却用三、四音步。译诗双数行首字不大写,退行写起,可见译者有让读者把这首译诗当成四行诗看待的意思,如果这样,就成为每行七音步,这在当时英诗创作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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