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

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屡遭诟病德育功能被放大 2011年12月19日06:57 中国广播网中广网北京12月19日消息（记者吴喆华）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这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一本线装小学课本上的第一篇课文，并配有猫捉老鼠、小狗看门的生动插图，应该是供一年级学生使用的吧。

一十八个字，道出了生命的庄重。

有人这样评论道：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人心却淡定。

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

仁、义、礼、智、信，情趣，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和民国课本被大加褒奖相反，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却屡遭批评。

近日，《收获》杂志编审，作家叶开挥舞着“对抗语文”的旗帜，矛头指向当前的语文教材编写体系。

一些高校学者，小学老师，儿童文学作家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课本或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因为对现行的语文教材不满意，作家叶开写了一本：《对抗语文》，称要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叶开认为，过度强调道德教化作用，让课本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叶开：我不反对有一些道德伦理的基本的东西，比方说真、善、美。

但是你把它理解成更为狭隘的一些东西，这样，对中国文化来讲，不仅没有传承，还是一种破坏。

德育功能在编写者笔下被放大课本的德育功能在一些教材编写者的笔下被放大。

例如：巴金在《鸟的天堂》写道：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在教材中，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明亮”一词被“光明”替代。

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把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在一些教材中，这样的细节被直接删掉。

叶开：朱自清作为一个前辈，他的写作非常严谨，在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这些语文编写者碰到这种问题，就把一些东西删了，我觉得这很可笑。

在教材中，除了有作品被修改细节，还有作品干脆被大段删减。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指出：安徒生的作品《丑小鸭》，原文六千多字，在某一版本的教材中，只剩下几百字。

朱自强：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合适。

他把职业婆娑的大树变成了光秃秃的枝干，文学的信息就都流失掉了。

朱自强认为，小学课本应该选择原汁原味的作品，而目前课本里的文章篇幅过于短小轻薄，并不能发掘孩子的阅读能力。

朱自强：短小的教材不是说没有好作品，但是有一定篇幅的作品，语文学习的信息量，价值就会体现。

课文情节涉嫌胡编乱造除了随意删改，找不到署名，在浙江语文教师郭初阳的眼中，一些课文的情节甚至是胡编乱造。

郭初阳：我主要是在分析孔子拜师那篇课文的时候，发现那篇课文最糟糕的是它根本就完全扭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就是孔子去拜老子为师。

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稍有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个非常虚假的东西。

“别让小孩的第一次撒谎是从作文开始”，江苏省一位有超过20年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告诉记者：更可拍的是，孩子长期处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对语言的感觉已经钝化。

江苏教师：学生本身对语言的感觉已经弱化，模式化，套话化。

学生学习这样的课文的时候，这种套话张口就来，我们要学习什么什么，我不要向谁谁谁学习，不用老师教。

地方教材编写团队整体水平不高自2001年起，我国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

内容上强调减轻学生负担，强化“情感、价值观的渗透”；在教材编写上则打破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出版的，改为“一标多本”。

作家叶开指出，放权给地方，地方上的教材编写队伍整体水平并不高。

叶开觉得教材应该收录的是最优秀的作品，而教材的编写者也应该是顶尖的专家。

但是实际的调查结果，令叶开大吃一惊。

叶开：别的省份我不知道，上海我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这些编者在这方面的水平相当差，是那种区教育局的教研员。

他们编教材，编写者就得到了一个编写权，然后转包给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拉着一些其他人东拼西凑编成了一个教材。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表示，目前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团队里，没有儿童文学的学者和作家，编写者没有充分考虑的孩子的语言需求。

朱自强：小学语文教材作品的主体应该是文学作品，我们不论是看日本的教材还是欧美的教材，我们中国的教材，看起来也是儿童作品的，但是选得质量不高。

现在我们普遍的缺失是，编写队伍里面没有儿童文学的学者，也没有儿童文学的作家。

一位江苏资深语文教师并不否认一些教研员具有很高水准，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教材的编写并不令人满意。

资深语文教师：他们做得也很认真，但是客观的说，做的是不理想的，在目前课改时代，对待教材的态度，不是以前那种膜拜的，我们和教材是平等的，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个教材。

中小学文科教材或将统一编写据教育部透露，语文、历史、德育三科的课程标准将另行安排，暂不公布。

业内传言称：这是三门课程回归统编的前兆。

多位出版文科教材的出版社也证实，教育部从全国各地遴选编写团队，正在策划筹备一套教育部“部编”教材。

那么，由教育部搞个统一的版本，是否会受欢迎呢？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官方微博昨晚11：00多搞了个小小的调查，参与投票的113人，76人投票支持全国统一教材。

业内人士称中小学文科教材可能将统一编写 2011年08月15日10:09 财新网教育部正在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主编，以教育部名义编写一套义务教育德育、语文教材【财新网】(记者张艳玲)多元化方向上走了十年之久的课程改革，正在悄悄的“回潮”。

多位文科出版社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文科教材恐将回归统编。

新一轮的教材修编工作从今年7月份全面启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范围涉及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所有教材。

其参照系是教育部不久前下发的新课程标准。

但教育部在7月份召开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会议”上表示，语文、历史、德育等”另行安排。

这是2001年中国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以来，对实验教材的首次修订。

第八次课程改革，内容上强调减轻学生负担，强化“情感、价值观的渗透”；在教材编写上则打破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出版的“一纲一本”统编模式，改为“一标多本”，在统一的课程标准之下，放开多家出版机构参与教材编写与出版发行。

但财新记者获悉，从2010年底，在出版社之间就流传着文科教材回归统编的消息，教育部正在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主编，以教育部名义编写一套义务教育德育、语文教材。

一位编写《品德与社会》的出版社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2001年放开教材编写后，国家就不再投资编写教材，教材编写机构通过教育部立项后，投入资金编写，在经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后出版，供地方选用，教育部主要负责审查职能。

“但这次教育部组织编写，跟各出版社都没关系了。

”她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尚没有明确部编教材的编写团队，社内原本筹备中的教材修改方案也已经暂停，只能选择观望。

但从2012年秋季起，新生都要使用新修改的教材，官方没有要求语文、历史、德育教材编写单位相应修改，届时课本内容将不再符合新课标要求，自然要退出市场。

财新记者就此致电教育部核实，教育部以不方便回答拒绝了采访要求媒体称中小学文科教材将由国家统一编写 2011年08月16日02:45 扬子晚报本报讯 15日，有媒体报道教育部正在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主编，以教育部名义编写一套义务教育德育、语文教材，甚至有文科出版社负责人称文科教材恐将回归统编。

记者昨日在省内多方打听得知，教育部确实就此事有过讨论，但意见不统一，尚无定论。

据介绍，2001年放开教材编写后，国家就不再投资编写教材，教材编写机构通过教育部立项后，投入资金编写，在经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后出版，供地方选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义务教育阶段选用的文科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90%以上来自“苏教版”，只有少数学校的初中语文教材选取了“人教版”。

而据相关媒体报道，从2010年底，在出版社之间就流传着文科教材回归统编的消息，教育部正在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主编，以教育部名义编写一套义务教育德育、语文教材。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这意味着跟今后教材编写和各出版社都没关系了。

江苏教育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将统编语文、德育教材一事目前还只是传闻，只停留在听说，暂时没有接到文件，究竟是不是真的不得而知。

随后，记者向苏教版语文教材主编朱家珑求证，他表示也听说了，但最终还没有定论，“这种说法有的，但意见不统一。

”江苏省教研室副主任鞠文灿告诉记者，据他了解，教育部统一编写文科教材还没有最终定论。

（蔡蕴琦）特级教师因编写教材身陷著作权刑案获刑6年 2011年09月29日06:05 中国青年报微博教师编写教材的稿酬，到底是个人合法所得，还是代单位收取的公款？2011年7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法院一审宣判：杭州市教育局原教研员郑子罕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这个判决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郑子罕是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原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特聘专家。

1996年，郑子罕联络召集了杭州多所中学的教学骨干，一起编写了中小学《信息学基础》教材。

郑妻邹弘称，这些老师编写该教材利用的都是业余时间。

1998年，该书以“《信息学基础》编写组”的名义，由浙江大学(微博)出版社出版，之后成为杭州市一些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的试用教材。

记者在最早版本的该书看到，其版权页上署名主编为郑子罕，编委由倪望跃等杭州十余所中学的老师担任。

同时，郑子罕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注明，“著作权人”郑子罕，作者姓名一栏包括郑子罕等15人。

该合同明确：稿酬为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8%”。

1999年，该出版社再次与郑子罕签订出版合同，稿酬比例按图书定价的8%版税率支付。

2000年，该教材的出版方转到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书名改为《中学信息技术》。

出版合同中规定，出版社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版税率8%。

合同有效期为10年。

2001年，《中小学信息技术》通过省级审定，成为正式教材。

此后，教材一版再版，并改编成系列教材。

至2009年年底，出版社均将版税打入郑子罕的银行卡账户，郑子罕再根据各位参与老师的工作量，将稿酬分发给其他作者。

2010年初，杭州市审计局在例行审计中发现，郑子罕涉嫌“挪用和贪污公款”。

郑子罕想不明白，自己保存在银行卡中的稿酬为什么会变成了公款？原来，问题的关键在于，2005年，杭州市教育局普教室在新的负责人上任后，与出版社签订了另外的合同，著作权人“郑子罕”被更改成了“市普教室”。

合同还约定：乙方以20%的版税率向甲方市普教室支付“报酬”，版税含甲方的编写稿酬和组织编写费。

合同有效期为3年。

2008年，同样内容的合同又签了一次。

而郑子罕对此竟一直不知情。

尽管著作人进行了变更，出版社却并未按合同将全部稿酬给新的著作权人，而是仍按以往做法，将8%直接打入郑的个人银行卡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