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4)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4）

何宗海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

驾驶机动车行驶在高速道路上，眼前的路总会被雨雪风尘遮挡，总是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曲折而又漫长，而倒车镜反射的已走过的路，却被浓缩在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画面里，雨雪风尘似乎和它失去了联系；走过的路，总是那么清晰明了。和历史相比起来，现实总显得这样的悠长、模糊、曲折而又复杂，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最终还是有人发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42]。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东方人类一段相对漫长的历史，在100年前完成了其使命。从秦初到清末，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每一次重大历史性嬗变的风口浪尖，总有一个开拓性的、短命的王朝为之殉葬。而其后，便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制度形态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一历史现象的确耐人寻味，值得关注。

《中国历代纪元表》[43]较为详细的记录起自西周武王元年（前1046年）。3000多年来，究竟是谁在选择着历史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东方人类的进程？周朝800年，前400年是统一的，是礼乐之邦，太平盛世，后400年是分裂的，礼崩乐

坏，诸侯称霸。然后是秦朝15年。秦朝之后800年，前400年是汉朝，是统一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后400年是三国及魏晋南北朝，封建割据，战事连绵，意识混杂。再后是隋朝37年。隋后又是唐宋400年的统一……每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 ,都会带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从而使社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数学上有这样一个基本定律，当一个函数值达到极大以后，必然在一定范围内呈递减态势，导数就开始变成负数。从逻辑学角度分析，周期性增长达到顶峰后开始衰减，是一个规律，增长达到顶峰的那个值就叫作“盛极”,因此，人们把社会历史发展达到的那个最好时期称之为“盛世”。社会制度形态跌宕起伏的基本态势，始终遵循着一条特定的历史规律——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中国传统医学有句行话，叫做“气数已尽”，是指人的生命垂危，即将死亡或没有了生命力。一个朝廷或国家政权的亡故，也像是一个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一样。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在第6回中借董卓的口说：“汉东都洛阳，二百余年，气数已衰。”[44]国运为大势。古人云：“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45]意思是，顺应大势的人，可以拥有江山，君临天下。社会制度形态兴衰的周期，大致是800年左右一个轮回。得势而立，失势而衰。健全的制度形态应当由制度体系、执行机制和承受对象这样三个部分构成。三者必须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制度形态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决定着国家的大势。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势已去”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国运终结的基本判断。

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是由一种周期性的“大势”所控制的。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权更迭，由统到分，再由分到统，也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局部的由暴动、叛乱和独立所建立的临时小朝廷、小政权，但都不足以从宏观上改变社会制度状态。在经历了摧枯拉朽的武器的批判之后，便是温文尔雅的批判的武器的继承。其手段不外乎先是以武安邦，然后是以文治国。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及集团的利益诉求，总在向善目标引领下，藕断丝连地维持着这些制度内在的连续性。秦朝、隋朝和民国这三个朝代短暂的国运，看似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实则是一代代民族精英们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强壮国体的悲壮涅槃。

制度是由人制定出来的，而制度形态是由社会实践出来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形态的构建，并不是与其新兴政权及其新秩序的建立同期而至的，总是明显的滞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46]在各朝各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客观根据，但制度有一个形成期，即制度化的过程。处于效能期的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障碍和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不断调整不适应的部分与环节，使之

继续发挥其效能。有的制度，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这时就必须及时建立新制度来代替已经过时的制度。

形成期鼎盛期萎缩期衰败期

（制度形态轮回周期示意图）

社会学家们在分析朝政变迁的生命周期时用形成期、鼎盛期、萎缩期和衰败期来描述，比较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规律。但这对于秦、隋和民国而言，似乎就是一个只有“因”没有“果”的结局，因为它们太短暂了，许多东西还没有形成，鼎盛、萎缩和衰败就无从谈起。考察这三个历史时期制度形态的周期性变迁，只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天道学说”辩证关系的角度去整体的、综合的进行。今天，我们从社会制度形态嬗变的视野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就会发现：这三次轰轰烈烈的王朝兴衰，每一次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都是对过去数百年间公序失存、制度颓废、传统失传等的全面梳理，其表面上的巨大裂变，都未能从根本上造成制度脉络的断裂。这个进程表明，旧的制度框架被彻底打破从根本上断裂的是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链条，或政权的颠覆，或所有制的毁灭，或价值观的重塑。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制度形态嬗变的周期性进程。

早在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伟大的思想家董仲舒在他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推论，为历代学者及执政者所尊崇，所奉行。而唯独到了我们这一代，被当做唯心史观批判了几十年。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天”，大概就是指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趋势，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道”，大概是指那些终身忙于“替天行道”的造反者或革命者，以及后来成为统治者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所作所为……。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古人所指的“天”是什么？是大势，是社会制度形态；“道”是什么？是秩序，是社会治理状态。封建制度体系的瓦解，是由于“天”变而导致的“道”变。在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方面，我们作为后来人，思想水平和认知水平则往往在我们的前人和古人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而又值得认真反思的现象。

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总结秦亡教训时这样写道：“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肴函为官；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说，“秦国凭借它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有100多年了；他们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指陈胜）发难，国家就灭亡了，江山社稷毁于一旦，子孙都在人家手里死去，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是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古人总是习惯于从人治的角度去衡量社会历史的兴衰与功过得失，将成败赋予过多的道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