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美学思想

席勒的美学思想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1759年11月10日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1766年，举家迁往路德维希堡。幼年曾进拉丁语学校。13岁时，被公爵强迫选入军事学校，接触到莎士比亚剧作、狂飙运动文学和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作品，深受影响。1780年毕业后，在一个步兵旅当军医。1781年，完成《强盗》的写作，公演后引起强烈反响。1782年9月22日，席勒毅然摆脱公爵束缚，乘机逃出斯图加特，到达曼海姆。其间，完成《阴谋与爱情》。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作，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侈靡、精神的空虚、宫禁的秽行。恩格斯曾说，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785年4月，席勒接受克尔纳等人的邀请，前往莱比锡。由于深感友情温暖，写成名诗《欢乐颂》。同年秋，迁居德里斯顿，写成中篇小说《失去荣誉的犯罪者》和未完成的《视鬼者》，同时完成《唐·卡洛斯》。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文艺创作由狂飙突进时期进入古典时期的一个过渡。1787年7月，席勒应卡尔普夫人之邀前往魏玛，因感需要学习，毅然放下写作。从1788至1795年，研究历史与康德哲学。1789年三月，经歌德介绍到耶拿大学任历史教授。1792年，获法国国民会议颁发的荣誉公民状。1793年9月，席勒回路德维希堡探望父母，结识了出版商科塔，商定出版文艺刊物《季节女神》，后又出版《文艺年鉴》。其间，席勒同歌德结为深交。从1794至1805的10年，两位诗人的结交给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两人通力协作、相互启发。歌德的已经衰惫的创作精力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获得“第二次青春”，席勒得到歌德的帮助，逐步从唯心主义的哲学探讨中摆脱出来，面对现实。由于两人的密切合作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席勒最大的一部历史剧《华伦斯坦》于1799年完成。同年12月，席勒举家迁往魏玛。1801年，完成剧本《玛丽亚·斯图加特》和《奥尔良的姑娘》。1803年，完成他最后的一部剧作《威廉·退尔》。这部剧作塑造了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它是席勒的呕心沥血之作，演出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805年5月9日，席勒因病逝世。

席勒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为冲破封建的枷锁、赢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大声疾呼。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强盗》一剧中发出了“德国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的革命呼声。晚年，他又在《威廉·退尔》中公开地对自由进行召唤，以澎湃的激情唱道：“他们冲锋陷阵，封建之花凋谢，自由高高地举起胜利的大旗。”但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又必然地有其软弱性的一面，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自由”的呼唤都仅仅是停留在思想理论上而已。归根结底，在政治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哲学上，席勒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受到康德，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温克尔曼、莱辛等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和歌德。特别是康德，对他的影响更大。所以，人们一般都把席勒看作是康德哲学的信奉者。但席勒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康德的哲学体系，而是努力地摆脱其主观先验的根本局限。正因此，才使席勒的美学与文艺思想没有成为康德理论的翻版而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地位。

席勒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而且对理论深有兴趣。自1791年开始研究康德哲学后，他就先后写作了一系列有关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有《给克尔纳的信》、《美育书简》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给克尔纳的信》又名《论美》，写于1793年2月。此时，他正在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同时又受到歌德的影响。这就使他对康德将美归结为主观性有些不同的看法，准备把这些看法写成一篇论美的对话。结果，对话没有写出，写出的却是给友人克尔纳的七封信，其中最重要的是1793年2月28日写的题为《论艺术美》的一封。《美育书简》的初稿写于1793年5月至次年7月。他为了报答丹麦亲王奥古斯登堡

的克里斯谦公爵所曾给予自己的资助，将这十多封论述美育的信寄给了公爵。这些信最初只流传于哥本哈根的宫廷之中。1794年，因火灾原稿被焚，但保留了复制件。后来，席勒又重写了全部书简，篇幅几乎较原稿加长了一倍，并于1795年上半年陆续发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写于1794年秋，完成于1796年1月。最初分几部分发表，各有独立的标题：《论素朴》、《感伤的诗人》、《关于素朴诗人和感伤诗人的结论。附关于人们的一个突出差别的若干意见》。

席勒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论著尽管也同康德一样，具有思辩哲学的特点，极为晦涩抽象，但其出发点却同康德迥异。康德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不是从现实的社会和文艺现象出发，而是从其先验的哲学体系出发。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却完全是从活生生的德国现实出发的，是在抽象的理论形式中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内容。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开始于震荡整个欧洲大陆的法国大革命之后。这场大革命一方面取得了推翻封建统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巨大成就，另方面也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弊病。那就是这场革命尽管以“自由”为旗帜，但却并未能真正给人民带来“自由”。席勒在描述当时的现实时说道，“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尚现在是分裂开了，享受同工作分离了，手段同目的分离了，努力和奖励分离了。由于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碎片上，人自身也就成为一个碎片了，当人永远只是倾听他所转动的车轮的单调声音，他就不能够发表自己存在的和谐，他并不在自己的天性上刻下人性的特征，而是仅仅成为自己的业务和自己的科学的一个刻印。”（1）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洞察到了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畜类状态”。这就是所谓由于不知道自己的人的尊严，因而不能够尊重别人的尊严，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粗野的情欲，因而害怕别人这种类似的情欲，从来在自己身上看不见别人，而只能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社交越来越把人封闭在个体之内，而不是把他向全社会扩展。席勒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试图改造污浊的现实。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的呢?席勒对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政治革命的道路已感绝望。他以厌恨的态度对待法国大革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暴乱和“梦想”。因此，他深感绝望，决心采取超现实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彻底摆脱现实的政治与经济要求，而通过美与艺术来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内在心灵自由。他在1795年11月4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因此我看不出天才有什么脱险的办法，除非抛弃现实的领域，努力避免和现实建立危险的联系，和它完全断绝关系。因此我想诗的精神要建立它自己的世界，通过希腊神话来和辽远的不同性质的理想时代维持一种因缘，至于现实则只会用它的污泥来溅人。”（2）他甚至还在《美育书简》中设想过一个培养拯救人类的艺术天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当天才还在襁褓之中时，就由神把他从母亲的怀抱中攫走，带到辽远的希腊的明朗天空下养大，成为完全脱俗的纯洁而高尚的人，再让他回到祖国，用艺术来教育和清洗他的时代。由此可见，席勒己将美与艺术的追求看作是改造社会与人的唯一手段。

从理论上看，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研究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的。他的这种人性论主要来自康德的影响。他在《美育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就明确地说：“我对您毫不隐讳，下述命题绝大部分是基于康德的基本原则”。席勒同康德一样，将统一的具体的人性分成了抽象的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并认为现代社会导致了这两个方面的分裂，只有通过美与艺术才能使这两个方面重新统一，从而达到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的目。他在《美育书简》第九封信中声言：“当人在内在分裂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是不合时的，建筑于其上的任何希望也都只能是空想。”（3）这一思想贯串席勒美学思想的始终，成为一条中心的理论线索。只在抓住这条中心线索才能理解席勒的美学思想。显然，席勒从康德所继承来的这种人性论的理论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但在哲学观上，席勒又不完全与康德相同。他试图摆脱康德美学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