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墓

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掘的楚墓共6000多座，占已发掘的东周墓葬总数的75%左右，地域上以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最多，此外，江苏、上海、江西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其中，以楚国的中心地区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两地最为集中，仅这两处已发掘的楚墓数量就近5000座，已发现的楚墓则比上述数字要多得多。

而且由于气候、土质、水位和埋葬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楚墓的棺椁及随葬品等一般保存较好。

一、楚墓的分区1、江汉地区江汉地区为楚国的腹心地区,楚墓主要分布于汉水以西的江汉平原上,以汉水下游的湖北江陵、当阳、荆门、宜城、襄樊等地的发现最为集中，是最大的楚墓分布区。

此区多含大型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各等级墓葬类别齐全且大、中型墓葬集中，延续时间长，在楚墓中具有典型性。

2、湘江洞庭湖地区这是仅次于江汉区的楚墓的第二大分布区。

大体指衡山以北、长江及古云梦泽以南的湘江中下游和洞庭湖地区，含今湖北江南部分的松滋、公安、石首一带，湖南北部和中部的常德、岳阳、益阳、长沙等地。

此区已发掘的楚墓分布地点主要有湖北松滋洈水、大岩嘴，公安石子滩；湖南常德黄土山、茅湾、官山，长沙，慈利官地、石板村，汉寿祝家岗，华容鲇市镇、丰家山，津市金鱼岭，澧县丁家岗、新洲，临澧九里、九里双峰包、太山庙，浏阳北岭，汨罗汨罗山、永青村、楚塘村，桃源狮子山、印家岗、三元村、二里岗，湘潭下摄司，湘乡韶山灌区、牛型山、何家湾、枫树，益阳新桥山、天成垸、赫山庙、羊舞岭，岳阳战备山、铜鼓山、凤形嘴山，株洲羊屋岭等。

这一地区系楚国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目前在洞庭湖沿岸的澧县、岳阳等地发现了属春秋中期的楚墓，春秋晚期的楚墓则已达于湘中地区，几乎遍布全区。

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的楚墓数量急剧增多，下限与秦汉时代相接。

在埋葬制度上有一定得越文化的因素，如春秋中、晚期中型墓地墓圹多窄长而带龛，随葬越式鼎、印纹硬陶器、兵器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越文化因素逐渐减少，而在典型楚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素不断增加，如使用白膏泥保护棺椁的做法不甚普及，葬具上流行平底方棺，以铜镜、玺印、铁器等器物随葬的情况远较江陵地区多见，日用陶器组合中少见陶鬲，等等。

战国晚期墓葬中又显现出较浓的秦文化因素，如鼎、盒、壶组合的出现等。

其中湘北地区因与楚都江陵毗邻，在墓葬制度上与后者有较多的一致性。

3、豫南鄂西北地区4、其他地区①江汉平原东部②淮河中游与长江下游一带③湘西山地。

沅水和澧水上游流经的湘西山地，业经发掘的楚墓分布地点主要有湖南保靖四方城，黔阳黔城，古丈白鹤湾，桑植朱家台，辰溪米家滩，溆浦高低村、江口、大江口、马田坪、中林、丰收，沅陵木型山、木马岭等。

该区目前已发现有零星的春秋晚期楚墓。

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见有含巴、蜀、濮文化因素的遗物，表明楚人与上述周边族群有直接的接触。

墓葬类别不高，性质与湘江洞庭湖区相同但较简单，随葬物品也不甚丰富。

日用陶器组合中多见豆而罕见鬲，出土铜镜的数量也较湘江洞庭湖区少④湘江上游一带衡山以南的湘江上游地区,即今湖南南部一带,目前已发掘的楚墓地点有湖南郴州近郊、马家坪。

衡阳苗圃、蒋家山、五马归槽、涂家山，耒阳野屋塘、县城内、阴间巷、西郊，永州鹞子岭，资兴旧市等。

这一区域较为明显的楚墓的时代最早属战国早期，春秋时期的墓葬则多为越人墓，说明在楚人进入之前这里属越人居住区。

该区墓葬中不少呈现出楚越文化因素交融的现象，有少数墓仍保留有习见于春秋越人墓地腰坑，越式铜鼎、印纹硬陶器等具有浓厚越文化特色的器物在此区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

此区墓葬一般不使用白膏泥保护棺椁，因此墓葬的保存状况普遍较差。

墓葬低级比较低，多为小型墓，中型墓较少。

战国晚期墓中出现鼎、盒、壶或鼎、豆、钫的组合，应是接受秦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楚墓的分类数十年来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是我们对楚墓的类别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楚墓的类型丰富齐全，从中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等级结构及其演变情况。

根据墓葬的规模与形制，以及随葬品等所反映出的葬制的差异，可将迄今所发现的楚墓大致分为以下五个大的类别。

第一类为“甲”字形，多重棺椁多室大型墓，随葬青铜礼乐器。

地面上有大型封土堆，主冢周围多有陪葬冢。

单墓道，墓壁有多级台阶，多重棺椁。

木椁长在6米以上，分为五至七室；棺在三四重之间。

或有殉人、陪葬坑和车马坑。

随葬品以成套的青铜礼器为主，有编钟和编磬。

从部分墓葬所出文字材料看，这类大型楚墓的墓主人应为封君、卿或上大夫等高级贵族。

属于此类的典型墓葬有河南淅川下寺M2;信阳长台关M1;湖北江陵天星观M1;荆门包山M2;湖南临澧九里M1等。

对楚王墓之葬制目前还知之甚少。

河南淮阳马鞍冢之南冢是楚墓中仅见的双墓道“中”字形大墓，并有大型车马坑陪葬，一般认为应是楚都陈时期的某位楚王之墓。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大墓的封土覆盖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原高当在10米以上；可复原为椁分为九室、墓室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墓葬。

出土的铜礼器逾100件，其中铜鼎即达30余件，内含升鼎9件，并有编钟和编磬。

一般认为该墓为楚都寿春时期的某位楚王之墓。

可惜这两座墓均被盗严重，有关楚王墓地确切情况尚有待进一步的发现。

第二类为“甲”字形、一椁重棺多室中型墓，随葬铜、陶礼器。

封土堆或有或无。

单墓道。

一椁重棺，个别为多重棺椁。

木椁长约4—6米，分为三至五室。

少数有殉人。

随葬品铜陶礼器并用，各自成套；无编钟、编磬而有鼓、瑟、琴等；随葬车马器、木俑、兵器等。

迄今为止，这类楚墓已发现了数十座。

绝大多数属战国时期，其中尤以战国中期者为多。

这类墓地墓主人应为下大夫或与之身份相当的中层贵族。

属于此类的典型墓葬有河南淅川下寺M8、M10；湖北荆门包山M1、M4，江陵虅店M1，望山M1、M2，鄂城百子畈M5，湖南长沙浏城桥M1，湘乡牛形山M1、M2等。

第三类为一椁一棺中小型墓，随葬陶礼器。

一般无封土，有的有墓道，一椁一棺，少数为两重棺。

木椁长约2.5—4米，分为一二室，少数为三室。

随葬品主要为仿铜陶礼器，一般为二至四套，进入战国时期多有鼎、簠、缶（钫）及鼎、敦、壶两套组合。

仅个别墓出有组合不全的铜礼器，少数墓随葬日用陶器。

一般随葬镇墓兽、鼓、瑟等；车马器、木俑、兵器或有或无。

这类墓在楚墓中数量最大，应为士阶层或部分庶民的墓葬，有些规格较高者可能属没落的下大夫，属于此类的典型墓葬有湖北江陵太晖观M6、M18，雨台山M555，荆门包山M5；河南淅川下寺M11，M36等。

第四类为单棺小型墓，随葬日用陶器。

单棺。

少数一棺一椁这长在2.4米以下。

随葬品为日用陶器，或以二套仿铜陶礼器，一般为鼎、敦（盂）、壶组合（多见于战国中期以后）。

有的墓出兵器，而以剑等短兵器居多。

这类墓的墓主人应属庶民阶层，其中可能也包含有士的下层。

第五类为无葬具墓。

无木质葬具的土坑墓，无随葬品或仅随葬一二件陶器等日用器物。

这类墓地墓主人应为贫民。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划分主要是以战国楚墓为据，春秋时期楚墓的情况与此略有差异。

三、大中型楚墓的埋葬制度1、楚墓中的贵族墓地大中型楚墓依墓主人身份不同，往往有规模不等的封土堆，即所谓的楚冢。

在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楚墓贵族墓地的考古资料中，以楚都纪南城附近的封土墓群、淅川下寺和荆门包山两处墓地的材料最为典型、清楚。

A、纪南城附近的封土墓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地面有封土的楚墓已逾2000座。

楚墓的封土，大都用黏土夯筑而成，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个别呈方斗形。

这些楚冢主要分布于今湖北荆州、荆门、当阳、枝江、沙市等地，共发现1500多座。

此外，在江汉区的湖北宜城、襄阳，湘江洞庭区的湖南临澧、湘乡，豫南鄂西北区的河南信阳，以及江淮区的安徽长丰等地也有发现。

楚都纪南城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楚冢分布最为集中，也最具典型性。

据统计，仅荆州、荆门两地就发现楚冢1300余座，其中直径在40米以上的大型冢有220余座，约占所发现楚冢总数的20%左右；直径在20—40米之间的约560座，约占总数的40%;直径20米以下的约520座,占40%.纪南城周围的楚冢可大体上分为七个墓区,距纪南城的距离在数公里至二三十公里左右。

楚冢主要分布于城西至城北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上，其中尤以八岭山、纪山一带最为密集。

城西的八岭山墓区共有大小土冢274座，其中大型冢23座。

这些楚冢的分布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特大型土冢，封土直径80—100余米，高7—10余米。

或单独出现，或为双冢，一般一大一小，周围无众多陪葬冢。

二是以大中型土冢为中心成群分布的冢群。

从数量上看，或三五成群，或包含众多小型冢，数十个密集分布。

这类冢群一般占据一处丘陵岗地，有的大冢周围环绕中、小型冢，有的数冢呈“一”字有序排列。

从已发掘的数量上看，这类冢群多为贵族的家族墓地。

已发掘的封土墓绝大部分属第一、二类，可知这类墓的墓主人身份较高，而所在墓区应属公墓区。

B、淅川下寺墓地河南淅川下寺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布局有规律可循。

墓地位于丹江下游丹水与淅水交汇处的丘陵岗地上。

共发现大、中型墓葬9座，小型墓葬15座，车马坑5座。

已发现的墓葬和车马坑主要分布在南北向岗地的山脊上。

墓葬的方向与岗地走向呈90°交角。

9座大、中型墓南北并列，5座车马坑则基本上位于其所属主墓之西。

发掘者根据墓葬的分布与年代先后，将这批墓葬分为三组。

其中，岗地南端的甲组，包括M7、M8、M36三座中型墓和附属于M8、M36的两座车马坑。

岗地中部的乙组，南距甲组约100米，包括M1、M2两座大型墓，附属于M2的一座车马坑，以及散步于该组墓南北的15座小型墓。

岗地北部的丙组，南距乙组墓约90米，包括M10、M11两座中型墓以及附属于二墓地两座车马坑。

三组墓中，以中部的乙组规模最大，主墓规格也最高。

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地表无封土，不设墓道，墓坑四周也无台阶。

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均向东。

9座大、中型墓葬中，墓口长度在9米以上的2座（M1、M2），墓口长度在4.5米—7.5米之间的7座。

从葬具上看，一一椁双棺（双棺并列，其中一棺殓葬殉人）者居多，共6座。

这9座大中型墓葬均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玉石器等，未见陶器。

其中仅随葬有青铜器和玉器，而无车马器、兵器的墓有4座，墓中多出玉、石类装饰品，墓主可能为女性。

男性墓葬则出有兵器，并大多陪葬有车马坑。

9座大中型墓多二、三墓并列，如乙组墓中的M1、M3并列于主墓M2的南北两侧，甲组墓中的M7与M8亦南北并列，其出土遗物的年代相近，前者均未出兵器和车马器，都可推断属夫妻异穴合葬墓。

其余15座小型墓，墓口长度均在3米以下。

葬具均为单棺，无随葬遗物或随葬极少量碎小玉器。

这15座墓均位于大、中型墓之一侧，应属大中型墓墓主人的殉人墓。

下寺墓地大中型墓随葬青铜礼器的基本组合是鼎、簠、浴缶、钅尊缶、盘、匜等，大型墓中不尽鼎式增多，且有鬲、簋、壶、盉、盏、盆、鉴、俎豆、禁和编钟、编镈等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