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及启示

现代大学理念及启示

张玉玲

山东科技大学跟中国其它大学一样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现代大学理念的讨论和确定，对我校的长远发展及其目标的最终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一、学术自由乃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

学术自由，是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倡导的核心理念，是著名洪堡五原则之一，由此创造了德国大学和民族世纪的辉煌。蔡元培早年曾留学德国，深受其影响，他在主持北大所推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宗旨，也曾创造北京大学的辉煌，至今中国教育界学者同仁仍对其备加推崇。

学术自由是学者在不受学术以外的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理智地决定自己的研究、教学、学习计划和事务的权利，学术自由对于学者来说，就是一种自由、自主、自觉的权利，即确保学术人员在进行学术活动时忠实于他们自己的探究，而不依赖外在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或认识论的意见和信念，保证学者们不受限制地表达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发现的真理。因此，学术自由从本质上讲，能够最大限度地鼓励和激励学者的学术创新。学术创新的活动，本身就是思想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过程，时至今日，上述种种形式创新仍然是21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最强音、主旋律，高等教育在其中起着社会良知、思想库的作用，发挥着批判、前瞻功能。因此，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不管是以注重绅士博雅教育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还是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而著称的德国柏林大学，或是以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人才为特点的美国哈佛、耶鲁大学，无不以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为核心的理念，进而推动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归旨的最终实现。

不仅世界各国现代大学发展昌盛离不开学者的自由、自主、自觉的权利。同样，纵观两千余年中国大学精神史，中国大学精神凡能士（学）人自主则盛，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宋代理学兴起，1917年至1946年中国大学学人相对自主的精神创造都可以成为这一方面的例证；自然，凡不能保证学人自主（不管政治、经济、军事），大学精神则必衰无疑，当士（学）人依附于封建君主越紧密，科举越盛行，功名思想淹没了士（学）人的自觉意识，都可能成为大学精神衰微的直接动因。

二、陶养德行是中国大学精神的首要论题

追溯中国大学历史的渊源，启始于孔子开坛设教，广收弟子，至后发展为私塾、书院、学堂，20世纪初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纵观中国大学从古到今，无不把陶养德行（如何做人）放在首位。

中国历史著名教育家孔子在讲坛开办之初，就对他的弟子说：“第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告诫其弟子先要做个有仁德的人，然后还有余力，就要用来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中国《四书》的第一本《大学》也明确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指出大学最终目的、根本目标，使人由明德、亲民最后达到真善美的道德精神境界。东汉学者许慎在其著名的《说文解字》中，对“教育”进一步解释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后来，韩愈又把教师的作用概括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把教学生怎样做人列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著名“万木草堂”，他在《长兴学记》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开山鼻祖。科举出身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对德国现代大学理念有着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学贯中西，1917年，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告知学生来北大三项任务：一曰抱定宗旨，研究高深学问；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蔡元培始终把“陶养道德”作为学校教育主题之一，倡

导学习孔、墨教授之精神。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针，21世纪中国大学教育面临许多挑战，学校教育方针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学教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德行，即道德和品行，是人的思想、行为举止的灵魂，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因此，中国大学精神把陶养德行放在首位，它强调个人通过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方式，达到内圣外王。同时倡导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已；在处理人际关系，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守职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三、通识教育是“回归人本身”的教育理念

通识教育也称做自由教育，是西方高校通行的做法。西方正规大学的本课教育头两年学生基本不学专业，而花很多时间涉猎百科，纵横文理，为日后进入专业打下广博的基础，如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手册中关于“核心课程”的一段描述：

核心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石。作为哥大学生才智开发的关键，核心课程的目标是哥大全体本科生，无论其将来的专业或方向如何，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之谙熟文学、哲学、历史、世界现代文化和文明、音乐、艺术和科学上的重要思想与成就。

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自由教育的重点在于追求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在于培养人的才智与想象力，在于发展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数理化等自然学科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并驾齐驱，其共同点都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训练和培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校开始推行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利用课外教育，开设选修课，涉及到人文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学术领域，以人文学科类居多。

西方高校以及中国高校为何重视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让教育“回归人本身”，矫正现代大学的物化与工具化的趋势，使人成为教育的主体，从而使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可以真正为学生创造道德的福祉。

在我国，中学长期文、理分班，不仅造成学生知识偏颇，而且使学生从小形成了人文和科学相分离的观念；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长期文、理、工、农、医分校，基本上都是科类单一的学校。这样，科类单一的学校不可能实行人文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大学生受到的是人文与科学教育相分离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相分离的教育；我校经过几年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工、理、文综合性大学，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打下了很好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各学科尤其文、理学科间界限森严。

上述状况，不仅仅是人文和科学教育融合难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会造成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分离甚至极度失衡。科学探索实质上是求新、求真的过程，但科学本身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只有在人文精神的规范和引导下，科学才可能被赋予善的目的。因此，大学仅仅传播知识和科学理念，以及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赋予这智力以内在的德性和灵魂，使之从属于善的目的和人类的价值理想。

毕竟，大学及其师生都处在或生活在市场经济现实中，难免会受到眼前的利益和价值的诱惑，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或多或少都是他所处的环境奴隶，“通识教育”的首要功能便是将人从愚昧、无知、偏见、固执和各种情欲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意志与判断力。同时，使学生自身的才智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学生的生命状态得到整体提升。正如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关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与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