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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近年来，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沈从文和“京派”都有较多的关注，评价也在提高。这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在以往比较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是非常讲究区分所谓“主流”与“支流”的。与时代变革特别是革命思潮联系紧密的作家作品，一般都会被置于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中心地位，而象沈从文和“京派”这些离社会变革的现实较远的所谓非主流文学，很自然就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这些年似乎又倒了一个“个”，那些原先处于“边缘”的作家格外引起注意，反而越来越转向中心了。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多少带有要“重新发现”和“矫枉过正”的色彩，也有其必然性。但真正比较健全的有学理性的研究，还是要超越为自己所倾慕的作家“争地位”的心态，实事求是，把作家作品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考察，看他们到底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文学的创新，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得失与地位。这一讲我们重点介绍沈从文和京派小说，不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所谓“边缘”作家，以前我们在专科阶段也关注不够，现在需要多讲一点；更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和京派的评论，了解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拓宽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视野。大家对沈从文的作品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不妨用更多的篇幅来欣赏，学习如何评论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体小说。下面，先介绍“京派”这一文学现象，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沈从文的创作概况，最后，着重鉴赏《边城》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一，关于“京派”

把“京派”和“海派”当作不同的文学流派，是后来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不过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又都很复杂，不同于其他有结社有纲领而且倾向鲜明的派别，所以有些论者对于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谨慎的态度。但学术界多数意见还是认为，“京派”是大致可以视为一种流派的。

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要注意这个定义带有的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1一文，批评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稍后在《论海派》2一文中，他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以轻蔑的口气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竟卖”，并且把“旧礼拜六派”和所谓“感情主义的左倾”，统统都捆在一起，斥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张扬文坛正气，破除“海派”的歪风。沈从文的批评大致代表了北方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他们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此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上海的作家自然也有反驳。曾经追求过革命文艺，后来又倾向文学价值独立的苏汶，在《文人在

上海》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上海气”其实就是现代的都市气，是现代机械文明传播的产物，相信必将还产生更广的影响。应当说，沈从文对所谓“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有他的偏狭。所以后来鲁迅属文《“京派”与“海派”》，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3鲁迅似乎在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是从地域文化角度为两派文人“看病”，对当时文坛弊病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其实所谓“京”“海”之争，不甚明了，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在里边。不过，论争除了显现文学观上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当时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别。近些年来有关上海和北京文化的比较研究多了起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些论文看看，也许对于了解“京派”和“海派”不同文化品格的形成是有帮助的。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经从北京转到上海。上海是中国现代的大都市、大商，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大，整个文化氛围包括文坛的状况，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区来，要更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也比较浓。上海文坛很复杂，既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堕落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前卫的文学，有张爱玲这样很传统又很现代的文学，更有富于使命感而深受青年倾赖的左翼文学。所以，以“海派”来笼统地涵括上海文坛，并不大合适。相对而言，“京派”作家群的文学旨趣互相较为接近。由于五四的高潮早已过去，大批作家南下上海等地，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坛变得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古都，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化的积淀深厚，有比较宽容豁达的风气。那些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大学任教或上学的一批作家，可能也是因为远离了时代的中心，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和扎实，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却也比较守成和稳健。近年来有些论者认为当年的“京”“海”之争，看似偶然，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在文学中的体现。这也提出了一种分析的视角，值得探讨。总的来说，“京派”创作群体的基本倾向是自觉地区别于当时左翼文学，又有意与各种商业化和流行的文学保持距离的作家；他们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却又不免超离时代变革的主流。

从创作实践来看，“京派”以小说最显实绩，除了大作家沈从文，还有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创作阵容：有以田园牧歌风格著称的废名，擅写诗意小说的芦焚，给创作以深入的审美理论阐析的朱光潜，以及凌叔华、萧乾、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等。“京派”作家群虽然没有结社，但“学院派”的沙龙活动频繁，办同人刊物是他们主要的文学生存方式。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以及《骆驼草》、《文学月刊》和《水星》等等，都是“京派”活跃的园地。这个流派作家都是很自由的，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那就是政治意识的淡化与艺术独立意识的增强，具体一点来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流派的共性：（一）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出于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的不满，“京派”作家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而转向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最普通的中国人生。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侵入之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在表现道德沦丧的同时，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强调与都市文明相对立的理想化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生活，使他们的创作多带怀旧色调和平民性，对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取认同态度，热中于发掘人情、人性的美好，并让这些美好与保守的文化和传统秩序融为一体，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中来实现文化的复苏与救世。若从“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