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从文与张爱玲之比较(1)

一、两种境遇：“湘西”与“孤岛”

提到沈从文，人们就会想到湘西；谈到张爱玲，也总离不开“孤岛”。“湘西”与“孤岛”，已成为沈从文和张爱玲各自的标签。

其实在笔者看来：“湘西”与“孤岛”，对于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尤其是对于他们各自的人生境遇和创作境遇来说，还具有更多的隐喻和象征的意味。

其一，“湘西”与“孤岛”，对于沈从文和张爱玲而言，具有空间关系和自我定位方面的隐喻性。

首先，“湘西”也好，“孤岛”也罢，都是着眼于一种空间关系。只不过“湘西”侧重于地理和文化空间中的相对位置，而“孤岛”强调政治空间中的独特定位。“湘西”是沈从文的出生地，这是“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不仅地理位置偏远独立，文化上亦单纯守旧，“一切事保持一种纯朴习惯，遵从古礼”。柯灵则极其准确地道出了“孤岛”之于张爱玲的意义：“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诺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①的确，张爱玲虽生不逢时，但恰逢其地。

其次，无论“湘西”还是“孤岛”，揭示和表征的都是一种非中心化的定位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生长于湘西的沈从文、成名于孤岛的张爱玲，其最初的人生境遇、创作境

遇，都具有非中心化的共同之处。

沈从文曾相继对“海派文人”、“上海的

刊物”和“差不多”现象进行批评，旗帜鲜明

地反对文学与“商业”或“政治”结合。在他看

来，文学一旦和商业、政治发生关系，作家的

“天真”和“勇敢”则完全消失，将亟亟于功利

计较和世故运用。作者如果要追求作品的壮

大和深入，就必须从商场与官场两方面挣扎

出来，远离流行观念，能够忠于自己、自甘寂

寞。张爱玲踏入文坛的时候，文学为战争服

务、为阶级服务是主流话语。张爱玲却自标

高格，全神贯注于“个人性”的生活感受和写

作宗旨。她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

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

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②。

其二，“湘西”与“孤岛”，对于沈从文和张

爱玲而言，还具有文化、文学诸方面的隐喻

性。

“湘西”，作为一种地理位置、文化群落的

标定，让人联想起边远、少数、古朴、甚至原

始；而这，正是沈从文“湘西文学”的几个重要

特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带着读者行

走在辰河、茶峒、桃源一带边地山水之间，展

示白耳族、花帕族、白脸苗、凤凰族等少数民

族的风土人情，讲述神秘种族的古老规矩。这

里有一种遥远、舒缓、与世隔绝的氛围，这里

有原始、健康、富于浪漫情调的性欲世界。沈

沈从文与张爱玲之比较

罗晓静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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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在《自我述评》中写道：“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事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③

“孤岛”作为一种政治版图、社会形态的表达，则代表孤立、隔绝、当下、乃至异化——它们几乎构成张爱玲“孤岛写作”全部的主题或色彩。张爱玲小说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香港两地，外面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这里一切就像白公馆老旧的时钟，“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张爱玲的“孤岛”世界里，中西混杂的文化、风俗，遗老遗少、大家闺秀、华侨子弟、洋式淑女等各色人物，沙龙舞会、高等调情、婚姻谋生等各色生活，演绎着光怪陆离、热闹喧嚣的传奇故事。然而，在万般繁华背后，铺陈的却是满目苍凉。

其三，“湘西”与“孤岛”，对于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更具有文学心态、文学生态意义上的隐喻性：边缘或非中心，恐怕是文学永远的栖身之地。

沈从文的文学道路始于走出湘西的岁月；但他的创作心态，从来没有走出过“湘西”。他从湘西得到灵感和滋养，坚守着湘西所赋予他的人生价值和审美理想，并把自己心血凝结的最美好的文字乃至最后的精神归宿，都留给了湘西。沈从文的“湘西心态”，成就了他——让他有意无意地抵抗中心和主流的诱惑，在边缘写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张爱玲的文字生涯虽然决不局限于孤岛时期；但孤岛时期的张爱玲无疑是最灿烂的。她年轻、自信，才情横溢；“孤岛”相对隔绝、安定和繁华，就像一个封闭的酒窖，让本土与域外、传统与现代混杂、发酵，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学生态，让张爱玲无所羁绊地挥洒自己的性情与才情。

二、两种姿态：“回望”与“俯瞰”

“湘西”是沈从文的根、沈从文的精神家

园。然而，沈从文的创作则始于都市。身在都市而心系湘西、乡土，是沈从文独特的自我存在和自我呈现的状态。于是，当沈从文把湘西作为观照对象，试图构建他的“文学湘西”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写作成为一种“回望”：

这种回望是过去时的——一种“已逝的回望”。沈从文从乡下跑到大都市，感觉异常孤独。上流社会的腐烂堕落，城里人的庸俗自私，让他感叹“乡下人实在太少了”。他“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厌恶一切影响目前生活的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它成为稳定生命的碇石。代表作《边城》就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过去的环境，过去的人物，过去的情绪。沈从文沉入“过去”的世界和情感，讲述一个充满牧歌情调的乡土传奇，用来“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

这种回望还带有伤悼的色彩——一种“伤悼的回望”。然而，一切都在变化。“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④我们从《丈夫》这样的小说中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差异、诱惑和罪恶等，可以扭曲人生、吞噬人性；一些乡下人同化了、堕落了，让“反常”成为令人震颤的“正常”；而另有一些乡下人，则依托人性的本能、原始生命的活力，对抗着同化和堕落。

“遥远”、“已逝”、“伤悼”，共同构成沈从文“湘西回望”的基色。它寄寓着沈从文的人生和审美价值（也是招致“反现代性”质疑的原因之一），成就了沈从文独特的风格。

对于张爱玲，“孤岛”是她的舞台，也是她的看台。换言之，对张爱玲来说，有两个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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