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新闻思想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

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

王韬的新闻思想：

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

2、办报目的是立言；

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4、言论自由；

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访员所采编之新闻，非为一方面的、纯一的，乃为各方面的、十分驳杂的，故非有各方面的知识，事事内行，观察既不能透切，记载安望能明了?故其知识虽不必深，但不可不广也。”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一书中说：“新闻记者必要之常识，比诸一般常识，尤当较高一等，既于普通常识之上，又须有相当之素养”。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中说：“新闻记者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可以说是包罗一切的常识，能具备了丰富的常识，才能熟知一切。然后无论采访新闻，编审新闻、评论新闻，都不至有盲目之弊。”由此可见，王韬的“通才”办报思想成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共识。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王韬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新闻理论的探讨还非常有限，对新闻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只是初步的。但是，他用自己的报刊实践和对报纸功能的系统论述，提高了当时

人们对报纸作用的认识，加速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程；他亲手撰写的针砭时弊、倡导改革的政论，开创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他提倡的品性诚正、博古通今的新闻人才观，对造就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和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起到了指路导航的作用。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因为有了王韬这样杰出的人才为其开路奠基，才有了迅速发展、蔚为壮观的历史。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

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

事实也的确如此。王韬不仅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首先，“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

王韬说他的《弢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

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

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如《循环日报》创刊号的论说是“鸦片说”，第二号的论说是“富强要策”。只要读过《弢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份内事也”。在《上潘伟如中丞》一信中，

他明确地坦露心胸：“韬虽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以经济相许，每期出而用世”的方式。我们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

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其次是“自抒胸臆”。

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亦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意思是说，写文章要以纪事述情、明理达意为先，不要过多强调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他写言论所遵行的原则，就是“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震聋发聩的影响。例如，他批评洋务运动只注意学习西方的炮舰技术，不过是“徒袭皮毛”而已；他抨击科举制度是“败坏人才、斫丧人才”的制度；他批判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是本末倒置、害民弱国的政策，并预言“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他提醒当权者在外交斗争中，“驭外”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