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学的研究现状及下一步研究课题的设想

我国新闻学的研究现状及下一步研究课题的设想1992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轨道，最初数年，由于太多的现实问题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新闻理论一度被忽略，研究相当零散。

最近几年，开始呈现新闻理论研究“回归”的趋势，因为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

对理论思维的回归，也借助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和硕士生数量迅速扩大的外部原因。

他们限于条件和经费，在抽象思维方面发展的较多；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入门的研究人员，首先的训练也应该在这个领域。

于是，诸如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等等，面临新的环境，再次被提出讨论。

传统的关于传媒性质任务的认识，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变得多样化了。

传播学研究中一些较著名的假设，无形中为新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各种涉及当前传媒实际工作的热门话题，也持续数年，常说常新。

下面是对近年新闻学研究情况的概述：1，对新闻传播现象本身的研究对新闻传播现象本身的研究，这几年主要围绕着区分新闻与宣传展开的。

近年新闻学界展开的“用事实说话”是否新闻写作规律的讨论、2003年年末纪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60周年的学术会议，深化了对于新闻、宣传内涵差异的理解。

有的文章认为，新闻与宣传的不同点在于：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宣传要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操纵，新闻重沟通；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

对新闻和新闻传播业的认识，近年也从不同角度得到较多的论证。

一般地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然而，有的文章指出，新闻只是为社会上某些具有吸引力的事件提供了传播渠道。

作为叙事的新闻，它的本质是透过“知晓”以获取知识，而历史属于理解性的知识范畴。

“新闻→历史”的简单转换关系忽略了不同学科主体的差异。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一些，不算多。

有几本标题为“新闻理论”的书，基本是用政治套话编织的，学术价值有限。

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对新闻事实的探讨较有深度。

2，新闻真实问题研究近年最为集中的新闻理论话题是新闻的真实性，文章很多，但没有出版专著。

这个老话题重新成为研究对象，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下的假新闻泛滥。

有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假新闻的泛滥，即社会假冒伪劣成风的环境、存在假新闻流通的市场、假新闻制造者适应了受众的某些接受心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欠缺。

基于过去一些假新闻被告上法庭的“教训”，现在的假新闻往往无特定指向，它不以侵害当事人为目的，以假人物、真的大地点和假的小地点（通常乡以下的小地点是假的）为掩护，编造煽情、轰动的内容（有的格调还很高）以骗取利益。

有的文章认为，普通受众对这类假新闻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拥有诉权，因为受众购买报刊这一交易行为构成了一种买卖合同，对其质量的主要要求便是真实性。

普通受众对媒体内容真实性问题起诉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如果媒体造假，非报道指涉对象可以起诉它。

至少这类假新闻侵害了受众的“一般人格权”。

当人们看到新闻故事感动得流泪，而事后发现是假新闻，无疑当事人感情上受到伤害。

这是对公民的欺骗和精神侵害，对人的极大不尊重和蔑视，而保护人格权是民法的基本理念。

关于新闻事实本身，有的文章谈到，如果新闻真实还要从价值的层面去思考，就会将真假的判断渗透到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

不同内涵的判断绞合在一起，使人们对事实真实不真实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

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要求价值判断统领事实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

还有的文章认为，新闻要努力追求法律层面的真实，防止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取证不当的事实、证据存疑的事实。

现在关于科学的报道中出现假新闻的比例在增大。

有的文章指出，出现这类假新闻的主要原因是传媒对科学的误读。

主观性误读表现在对权威的习惯性服从，缺乏追究真相的意识，更缺乏对真相追究者的尊重和褒扬。

客观性误读表现在偏重科学事实的应用性和轰动性，新闻的叙述语言歪曲了科学语言。

大多数科学报道是可以避免误读的，这就要求传媒对科学语境的了解，并通过在符号的解读方面与科学界的协商解决问题。

3，新闻价值研究关于新闻价值，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价值，是指新闻事实与人们原有认识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新闻价值就越高。

但是人们的认识在变化，某些熟悉的事实中与众不同的情况、熟悉事实数量的明显变化本身，都可能具有新闻价值。

有的文章对新闻价值给出一个新的定义：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过程中，活动主体（传者、受众）之间以及主体与客体（新闻事实）之间的关系。

还有的文章认为，由于当代社会生活类新闻大量进入报道、新闻来源发生了变化、构成新闻的因素扩大了、新闻需要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等四个原因，构成现代新闻的价值因素应当是：获知价值、激励价值、获益价值、娱乐价值。

与强调新闻价值相反,“反新闻价值”的新闻选择标准在新形势下也得到论证，强调以“亲社会意识”校正以往的选择标准，反对新闻传播中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关于新闻价值的著作，2003年出版了杨保军的《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研究较深，但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研究，令人感到晦涩难懂。

4，新闻法治研究随着我国传媒近年的急遽扩张，传媒与社会发生的矛盾冲突也增多了，呈上升趋势的“新闻官司”刺激了传媒与法的研究。

由于许多问题处在意见很难统一的职业道德层面，讨论颇为热烈，涉及新闻侵权的各种情形、与传媒相关的著作权问题，以及隐性采访的合理性、“新闻策划”的理解、新闻损害、记者特许权、采访权的法律依据、隐匿权、更正与答辩权等等具体话题。

部分法学家参与这方面的讨论，使得传统新闻学微观新闻法治研究方面得到强化，但宏观的新闻法研究，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近年讨论较为集中的是隐性采访中的法律问题。

多数学者的文章认为，目前偷拍偷录几乎被运用于一切被拒绝采访的情形，说明传媒的守法意识淡漠。

这种采访应是极为偶然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方考虑使用，而且要经过传媒领导层的批准和责任程序。

徐迅著《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就这个专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记者采访权的讨论，也是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文章认为，记者的采访权是与生俱来的，当他们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担负起发布新闻的责任时，便拥有了采访的权利。

另一种意见认为，采访权在中国没有作为一项授权性规范在法律上加以规定，它是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中延伸出来的。

新闻工作者是公民，他们和他们所在的媒体是服务于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为满足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才拥有采访和批评的自由权。

记者不享有行政、司法等国家公务人员的特权。

近年提出的“新闻损害”概念，从法治视角对日常报道中由于新闻业务的不熟悉或工作的不谨慎，无形中产生损害当事者的各种情形，做了理论阐述。

有的文章总结了以下情形：新闻写得越细，越透明，差错越大；经济报道中些微的差错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害；进行式报道中报道不及时造成对当事者的损害；报道中传统的绝对化判断对当事者造成的损害；由于错误地正面报道了违规经济行为造成的社会性损害；转载中发生的损害扩大化问题等等。

5，舆论监督研究舆论监督的研究可以视为新闻理论的一个话题，也是近年的一个热点，文章很多。

学术性文章集中讨论的是对舆论监督本身的认识，以及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问题。

有的文章认为，鉴于我国特殊的媒介体制，舆论监督是作为党和政府管理、领导职能的延伸和补充发挥作用的，现在舆论监督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原因在于我国各级权力组织的职业化水平较低，一方面没有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在无节制地扩张权力。

同时，某些媒介的职业化水平也不够高。

有的文章强调，舆论监督是一种软监督，决不可依靠言词的尖锐和态度的激昂来解决问题，更没有对监督对象惩罚的功能。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较多的文章谈到这种监督与司法的关系。

有的文章认为，舆论监督代表的是一种公权，媒介断不可将确保公权行使建立在牺牲私权的基础上；同样，公民也不可以维护私权为由，阻挠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与公正司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需要调处矛盾，建立平衡标准。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二者在现实社会中既统一又矛盾，因而为新闻学界所关注。

有的文章谈到，二者的关系存在两种情形：技术性层面，舆论监督在司法没有遵照法理运行、发挥其“正义”的功能时，可以形成改变和消除不公正的压力；而报道事实若不公正则会影响司法的不公正。

在制度层面，有时一些案例是司法自身操作的政治性和行政性造成的，而新闻报道往往对此欢欣鼓舞，认为是领导重视，无形中助长了人治。

还有的文章认为，深究二者产生矛盾的原因有五：二者的职业特征不同，工作时效要求不同，使用的语言特点不同，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同，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缺，但有两本论文集不错，即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和《舆论监督紫皮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有一本学术水平较高的涉及舆论监督的专著，即侯健著《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侧重点在名誉权方面。

6，新闻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研究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的研究，主要困难在于我国传媒业在许多方面普遍地而不是个别地违背国际传媒业界公认的职业准则，在难以得到我国传媒业公认的情形下，研究文章有一些，但研究本身处于尴尬中。

有的文章谈到，传媒的违规行为，半数以上表现为传媒或记者的职业角色与利益的冲突，即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与市场竞争主体角色的冲突。

因而，需要强化新闻专业主义。

有的文章认为，要健全有效的传媒自律机制，如果通过社会他人来执法和监督传媒，成本大到不可能。

就关涉传媒职业道德和工作规范的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而言，这方面已经相当全面，对绝大多数传媒业的违法和违规行为都有明确的禁止性要求。

另外，自1991年起就由全国记协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现在缺少的是执行和监督机制。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从业人员对其自身的控制。

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

为了避免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

从长远看，一种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其职业行为才需要更多的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的压力。

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它的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

由于一些违规的记者行为现在不但不被认为有问题，反而有人写文章总结“经验”，因而关于职业精神文章虽然有一些，但不算多。

书只有少量教材性的，基本是描述性质，水平有限。

倒是正面显示偷拍偷录如何成功的两本书被报纸连载，传播较广。

7，电视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因而新世纪初电视研究方面得到了相当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