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中国儒学发展史
1、先秦——孔孟儒学
先秦儒学即原始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战国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

先秦儒学大体有两个流派：一支是孔孟儒学，强调礼制、仁政、德治、民本，在天命观上远鬼神；一支是荀子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且糅杂黄老学说。

荀子儒学被时人视作对儒学的背叛，长期被排斥在儒学之外。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

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

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

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秦汉——董仲舒儒学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

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不绝儒学”。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但同时吸收齐鲁儒家思想。

因为“焚书坑儒”，长期以来认为“秦绝儒学”，直到宋代，郑樵才正式提出“秦不绝儒学”。

秦朝儒学主要集中于博士官及其弟子，民间也有秘密讲学，儒学继续发展：（1）秦博士大量设立。

秦朝廷接收了六国的儒生，立博士官，博士儒生都可参与政事讨论；（2）儒家经典论著的整理与发展。

三家《诗》在秦末兴起，《六经》注解多在秦代初步完成，《吕氏春秋》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3）儒家的礼仪、道德伦理得到实行。

秦始皇刻碑立传、巡游封禅，都有大批儒生随行，宣传妇德伦理等儒学教化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黄老盛行，儒学有所衰落。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儒学吸收阴阳家、法家、谶纬等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重构了一个利于统治的思想体系。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倡导“大一统”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因此君主要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君主不仁则天降灾祸以警告；强调“三纲五常”，臣民要服从君主的统治；提出“三统”说，黑、白、赤三统循环，每
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这抛却了秦朝古板的“是古非今”理论，是对法家变法革新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融合。

汉代儒学的兴盛另一个体现在经学发展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对经典的解释融汇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至隋唐
汉朝中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冲击了儒学地位。

魏晋崇尚玄学，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社会思想出现尚“无”“空”的气象，而胡族血统政权的兴起，冲击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儒家衰末，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

魏晋以来三教合流现象，儒家也开始思考形而上的理论。

（5）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宋元明清——宋明理学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程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概括为“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对人的自我约束与道德修养；为了理解“理”，就要“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身的观察与研究。

这是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

后来人们对外在求“理”的繁琐与约束感到不满，转而追求内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这是理学的另一支，阳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清名士、朝鲜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即源于此。

（6）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

“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

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

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

“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

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

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

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

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

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

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
6、明清异端
宋明理学极大禁锢了思想，尚理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发展不符。

明清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拜金、腐败的生活对宣扬理学的卫道士是极大讽刺。

儒学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整体上向先秦儒学思想上回归，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代表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8）明清异端思想。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

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

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

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

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

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

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
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

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

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

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

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

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晚清民初——新儒学
（9）近代新儒学。

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

尽管许多革命者自认为是新学之士，思想深层次方面还是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

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

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

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

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

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

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

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

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

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8、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

“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儒学新生
（10）当代新儒学。

改革开放以后，儒学重新焕发活力。

尤其是近些年党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

”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

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

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
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

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

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