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她在报名表的姓名栏里填上了“曾志”二字，同学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虽历经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如一，毫不动摇。革命战争年代，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牺牲，她的3个孩子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同时她本人也经受了无数次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考验。革命胜利后，她不恃身居高位的丈夫陶铸之势，自己独立工作，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从未以老资格作为资本向组织争过地位和待遇，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作风。曾志一生精神上追求崇高，生活上甘于平凡。她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她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1928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生下第一个孩子。因革命战争需要，她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骨肉托付给一位叫石礼

保的副连长代为抚养。1929年1月，曾志随队伍告别了井冈山，与孩子也就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直为革命转战南北的曾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留在井冈山的长子，但因战争和工作原因，根本就没法前往寻找。直到1952年，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才终于在广州见到长子石来发。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靠乞讨度日。解放后，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工分的农民。周围的人都以为石来发找到当高官的母亲，再也不用当农民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曾志把他留在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他返回井冈山继续当农民。想想过去的苦日子，石来发向母亲提出希望能调到母亲身边，吃上皇粮。曾志一口回绝，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石来发后来曾3次南下广州，3次均空手而归。曾志一再叮嘱长子石来发要秉承革命遗志、造福井冈人民。尽管曾志后来身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L等要职，但却没有利用权力为长子谋个一官半职。石来发也牢记母亲的教导，在井冈山担任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一干就是数十年。改革开放后，在井冈山生活艰难的孙子石金龙请求奶奶帮助解决商品粮户口的问题，可曾志依然拒绝了孙子的请求，并鼓励他扎根农村做贡献。曾志还多次对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表示，对其亲属“绝不能搞特殊化照顾，要教育他们模范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以老革

命亲属的名义向党和政府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千万千万，否则，就可能对我们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第二个男孩，起名铁牛。当时，曾志与丈夫蔡协民被派到福州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缺乏经费，生活非常艰苦。小铁牛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欢笑，让他们享受到了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蔡协民突遭无妄之灾，被免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到厦门工作。曾志则暂留福州。她准备带孩子回家乡，将小铁牛交母亲抚养。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为了筹集经费，曾志的领导竞瞒着她擅自做主，将出生刚刚两个多月的铁牛卖给了一户中医人家，换了100元大洋。曾志别无选择，怔怔呆了半晌，没有哭闹，最后颤抖着无奈却又催人泪下地说了句“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孩子。不久，小铁牛因患“天花”夭折了。小铁牛的死成了曾志一生的痛。

1933年5月，曾志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她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第3个儿子蔡春华送人。蔡春华4岁时患上淋巴腺结核，全身溃烂，直到14岁才得到教会医院的免费治疗，命虽然保住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患病，蔡春华被养父母嫌弃，受尽歧视，很小就被迫流落街头，做苦工，当小贩，一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解放后曾志找到他时，他己17岁，个头却不过10岁孩子那么高，身上穿的是六七岁孩子的破旧衣服，拖着一条残腿。曾志把

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送他上学、工作。后来，蔡春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了一名工程师，一直过着清贫俭朴的普通人生活。

1945年，曾志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4岁。这年，由于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双双受命前往沦陷区开展敌后工作。恰在这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做手术前，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医生坚决不同意，曾志耐心劝说：“我已经属于党，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医生还是不同意。她就要求组织给予支持。当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于是，曾志在陶铸的支持下做了绝育手术。术后不久，夫妇二人就要动身奔赴敌后。临行前，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交给伤残军人杨顺卿照看，并交代说如果她和陶铸回不来了，请杨顺卿把陶斯亮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曾志和陶铸在向毛泽东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毛泽东由衷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很快，曾志和陶铸转战到了东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凭着“把革命的后代送到她父母手中”这唯一的信念，40多岁的杨顺卿带着陶斯亮，毅然踏上了北上寻亲之路。他们相依为命，颠沛流离，靠讨饭和打短工为生。一年多后，杨顺卿终于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地把陶斯亮送回到了曾志身边。

晚年，曾志先后将几个孙子、孙女、重孙女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供他们上学。1998年4月4日，曾志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她把3个子女都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两个儿子道歉。她说：当初为了革命，她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等到了能够补偿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她请求儿子的原谅，并希望他们各自珍重，好好生活。这是这个坚强的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自己的儿女吐露内心的情感和愧疚。两个月后，曾志带着内心的安详和对生命的无愧撒手人寰。曾志说：“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20世纪80年代初，曾志向组织申请把自己当时的住所、位于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到万寿路附近的单元楼。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出复兴门向西，一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商业建筑，就连打个长途电话也要到西单电报大楼。曾志原来住的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离天安门只有一步之遥。按居住空间，建筑格调，人文环境，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她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的待遇，与单元楼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曾志一向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她在万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