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语用学思想与研究取向

修辞语用学思想与研究取向一、引言我们可以把修辞学派分为四大主要修辞派别：新亚里士多德派(the Neo Aristotelians)、实证主义派(the Positivists)、新柏拉图派(the Neo Platonists)和认识修辞派(the Epistemic Rhetoricians)。

修辞学是研究修辞活动规律的科学，它也要研究语言表达和理解中的审美问题。

包括：1）言语的规律和特点，如语体、文风和风格的规律，修辞方法的规律，选择词语和句式的规律，组织话语的规律，以及语言体系中的修辞手段。

2）修辞现象，即消极修辞现象(交际修辞)和积极修辞现象(美学修辞)。

3）语言文学综合现象。

我国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把修辞现象划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类型。

消极修辞以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为标准。

科学、法令等解说文所用的方法属于消极修辞。

积极修辞指积极地随情应景地运用各种表现方法，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说所写的呈现出具体形象、新鲜活泼的动人力量。

修辞学上的各种辞格，都是积极修辞的方法。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修辞学不断与其他学科结合，例如与语篇、人际学、语用学等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

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结合探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第一个发展了一种交流的修辞语用模式。

他认为，每一个句子都具有意义，但并非每个句子都是做出了陈述的句子，仅仅那些可为真或为假的句子才是陈述句。

……恳求是一种句子，但既不真也不假。

……对它们的思考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研究。

在修辞学界有两种颇具影响的修辞研究观，其一把修辞学看成是润饰文字的学问，因此着力研究辞格的分类与功用；其二把修辞学看成是对语言手段作艺术选择的学问，因此，着力研究语言手段与思想、语言手段与语境、词句与文体的关系。

第一种研究观在西方自中世纪以来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最终导致了传统修辞学由显学地位走向暮落。

第二种研究观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六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吕叔湘(1985)、张志公(1985)、李维琦(1986)、王希杰(1983)等都持类似的观点，并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

那么，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结合更多地体现后者的修辞学研究趋向。

修辞和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结合在一起，而修辞学与语用学在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相合之处：修辞学与语用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客体和方向，即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讲都是研究言语交际。

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运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为达到交际目的而进行的手段选择上，他们都关心言语的效果问题。

其次，面向言语和实际的交际，决定了他们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要考虑广泛的语境，而由此要采取多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

语用学强调的是语言使用，语言使用要讲究修辞，修辞学探讨语言综合使用的活动，语用学和修辞学密切相关。

修辞语用学研究丰富了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理论，使他们两者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拓宽双方的研究领域。

二、修辞语用学的哲学思想渊源传统上，修辞的哲学思考就是对劝说进行哲学描写的修辞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苏格拉底承认可能有一种类型的劝说在听众的大脑中产生真理知识，但这种类型的劝说也需要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即建立在语言如何影响大脑的理性解释基础之上的修辞学。

这种心理分析的模式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后来经历代修辞学家的描述更趋完善。

新亚里士多德派或古典派实际上是古典修辞学的复兴，其理论基石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在这一理论范畴中，现实世界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的，而且只有通过感性印象才能认识。

感性印象本身不能揭示任何东西，所以要得到真正的知识，尚须人脑对这些感性数据进行处理。

亚氏认为，现实世界能够通过语言作为确定的语篇媒介被认识和交流。

当时，修辞的主要作用在于劝说——通过说理和辩论使听众接受真理。

当代西方修辞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在20世纪初人们认识到哲学与语言本质有关以后。

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由于修辞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修辞学在沉寂了将近百年之后，逐渐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大大地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

修辞学不再局限于研究传统的演说与论辩，而是不断地融合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变得更新颖、更深刻、更丰满。

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复兴首先与语言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意义的阐释，话语的修辞分析以及修辞与人类言语行为的探索成为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的重要课题。

20世纪的哲学研究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前半期的语言学转向，用语言语义手段解决科学命题的证实和意义问题；二是70年代的奥斯汀、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向，寻求使用中语言的意义。

而语言学转向到语用学转向，其实是真理性到有效性的转向。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修辞学家认识了传统上修辞学与哲学分家的不合理性，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哲学回归”的愿望，试图弥合历史上两者的分离。

理查兹等人以语言哲学为出发点的修辞学研究找到了新修辞学理论的基本点，扩展了修辞学的范围。

一方面，修辞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促进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

修辞语用学改变古典修辞学是对以说话者为中心、以规劝为目的的语言使用的研究：强调以说者和听者互动为出发点、关注语境下交际者之间的互动、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的关系和语用意义。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了利奇（1983）在其《语用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语篇修辞和人际修辞的概念，预示着修辞研究的语用走向。

语篇修辞对应的是以单部语篇为交流形式的单向中的修辞，人际修辞对应的是以人际对话为交流形式的双向交流中的修辞。

修辞学的语用学转向实际上是语用学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者可以用同一个原则来解释，那是语言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我们都参与其中的行为和生活形式，修辞被看作是一种行为，而言语行为也是一种修辞行为。

在许多文献里修辞学和语用学成了一对可以互换的术语，例如科学修辞学也就是语用学。

修辞学和语用学都强调语境下的言语行为，因为任何言语活动都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任何言语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都是一定的语境的产物并且建构其语境。

为此，言语行为可以认为是修辞学和语用学的研究核心与研究范式。

三、修辞语用学的语用探索关于语用学视野的修辞研究，以美国哲学家莫里斯为代表的符号学者，提出了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研究符号，提出语法、修辞和语用的相互关联性。

格赖斯从会话含义理论的语用学角度试图解释其语用含义，格氏把反语、隐喻、夸张、委婉等言语现象看作是说话人有意违反了会话的质量准则以求产生特殊的会话含义的结果。

例如格氏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反语的解释扩展了透视反语这一语言现象。

威尔逊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否定了传统修辞学关于“字面表达”和“非字面表达”之间的区别，认为，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严格意义上的字面表达是极其罕见的。

由此他们进一步提出，隐喻以及其他相关的辞格如借代、夸张和提喻等都是极其普遍的语言使用现象，是一种随意言谈，和传统所谓的“字面表达”一样，都是语言使用者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依据关联原则而做出的某种选择。

在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从辞格研究起步到同义结构的讨论，主要对效果的关注：语言的艺术化的技巧及其选择。

语言艺术化技巧选择的研究对语言运用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其局限也很明显。

随着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深入，语用与修辞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指导性成果，例如，高万云的《简论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1993)，张会森的《修辞学与语用学》(2000)，何自然的《语用学对修辞研究的启示》(2001)，王德春等著的《现代修辞学》(2001)里专辟一章——语用修辞学，探讨语用学与修辞的关系及多种语用修辞分析方法。

2000年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了与修辞学关系密切的语用学等学科问题。

从这些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越来越关注语用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和修辞学同属于语言学范畴，是语言学的一个学科。

修辞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具体的社会情景因素进行语义表达，总结具体的语用规则，并进一步研究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表达功能，并探索如何利用语境达到最佳表达效果。

修辞语用学关注语言在特定语境中取得良好的语言表达效果，强调对话语进行组织、调整、修饰和润色活动，具体讲，即调动和运用语气、语调、语音、词汇、句式、句法等一般的语言手段来表情达意的过程中，以独特的方式方法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或者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理想的表达效果而选择并确定最佳的言语组合形式。

在修辞活动中被人们反复运用并形成了一定模式的、富于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组合方式即修辞手段。

修辞手段多种多样，都具有适宜于表现一定的语言风格的功能。

如博喻、排比、比拟、摹状、错综、复迭、回环、同语等修辞手段宜于表现繁丰、藻丽的语言风格；借代、节缩、反缀、参互、合说等修辞手段宜于表现简练、平实的语言风格；排比、复迭、夸张、博喻、明喻、较物等修辞手段宜于表现明快、豪放的语言风格；借代、双关、谐音、曲喻、借喻、隐喻、婉曲、反衬、移就等修辞手段宜于表现含蓄、柔婉的语言风格；拈连、移就、移情、移觉、反缀、转类等修辞手段宜于表现新奇、工巧的语言风格；倒辞、反语、易色、别解、仿拟、降用、升用、飞白、巧缀、断取、移时等修辞手段则宜于表现富有幽默和讽刺意味的诙谐的语言风格。

因此，作家对某些修辞手段的习惯性运用，也是形成其独特的言语风格的重要因素。

如李白豪放飘逸的语言风格，就与他经常大量地运用夸张、比喻、比拟、较物、复迭、对比、反衬、拟问、设问、反诘等修辞手段不无关系。

这些修辞手段是实现语用价值和语用美学的保证。

此外，修辞语用学关注如何运用修辞手段传递语用意义：言外之义、会话隐含、修辞意义、所指意义、情感内涵及言外效果。

这些意义的获得与传递都离不开言语环境。

人们通常把修辞语用行为过程中所关涉到的各因素，称作言语环境，简称语境。

言语环境可以概括为：一是指语内语境即上下文语境。

二是指语外语境即非语言性环境。

语境对辞格的理解和使用具有极大的制约功能。

辞格语用的使用环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作品的上下文或说话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语体环境等。

修辞语用活动是关注并追求理想效果的言语交际活动，通过对言语交际所依托的客观时空、客观事件进程诸方面的关注，获取最佳认知关联，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顺应性地选择语言，使言语交际取得理想效果的活动。

四、修辞语用学的美学与文化观修辞语用学强调在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更富有感染力，这主要通过对语气语调、语音、词汇、句式句法以及修辞手段的独特选择和习惯性运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