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民族性 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民族性国民的劣根性[摘要]本文主要通过阅读鲁迅成名作《阿Q正传》，并对其创作背景、阿Q人物形象分析、时代的民族性、国民的劣根性、讽刺的艺术技巧、喜剧与悲剧的和谐统一等等进行文学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概括了《阿Q正传》的时代历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阿Q 讽刺国民价值《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鲁迅的代表作，同时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世界名著之一。

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巨大的艺术功力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

这个典型形象内涵丰富，影响中外。

但阿Q究竟是个什么典型，却众说纷纭。

人们看法的不一致，正说明阿Q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一、创作背景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未庄，就指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统治农村的主要是“赵太爷”式的封建地主，但也出现了地主阶级的新变种――出身于这个阶级而进了洋学堂，又出国留了“洋”的假洋鬼子。

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而广大农民却过着贫苦而屈辱的生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换汤不换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未庄的洋鬼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家；赵秀才花了四块钱也带上了“柿油党”的银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继续横行霸道；农民仍然受剥削，受欺压。

《阿Q 正传》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总结了历史的教训。

二、小说的主要特征阿Q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甚至连姓氏也失掉了。

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吧，并被地保罚了200文酒钱。

他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

他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

“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三、小说的情节分析小说的第二、三章比较集中地描写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各种表现。

阿Q很穷，但却常常自夸：“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

”“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他用架空的吹嘘，求得精神上的满足。

除做工外，没有人记起阿Q，当有人说“阿Q真能做”时，他不想想自己牛马般的生活，反而感到很高兴。

他头上长了癞疮疤，人们取笑他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打不过人家便“怒目而视”，或者说“你还不配”，仿佛他的癞疮疤是一种光荣的标志。

他被人打了，吃了亏，但心里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就心满意足了。

“精神胜利法”被识破后，闲人们抓住他的辫子逼着他说“人打畜生”时，他连忙说：“打虫豸――还不放吗？但闲人们并不放，仍旧让他碰五六个响头。

他挨了打，受了辱，但立刻又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于是，他又觉得胜利了。

在赌摊上，自己的钱莫名其妙地被人抢去，他郁闷不乐，感到失败的痛苦了。

但他又举起右手，打了自己两个嘴吧，热辣辣地有些痛；打完之后，竟仿佛像打了别人一样。

他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转而欺侮小尼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概括地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妄自尊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是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的泄恨。

“精神胜利法”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

阿Q也有反抗的要求，特别是在发生了“恋爱悲剧”，被敲诈得只剩下一条裤子，人们都不再用他做工，生计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

但他不去反抗，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反抗，只能找小D去打架，并且沦为小偷。

阿Q的这种反抗要求，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发展。

小说的最后三章，集中写了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阿Q的表现及命运。

阿Q并不了解革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毒害，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

但由于革命使百里文明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他便神往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

阿Q出于阶级的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兴奋地上街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他以为革了命，便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革命使他感到从没有过的扬眉吐气。

然而，他分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想革命，却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空欢喜一场。

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被抓走、监禁、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到是画押时惟恐画得不圆，并且为自己没有画圆而懊恼，但又转念：“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被杀前游街时，他还喊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着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阿Q是受压迫深重的流浪雇农，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产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要求，但是严重的“精神胜利法”阻碍了他清醒地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妨碍了他走向真正的反抗道路。

1．作者要表达的创作方向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把农民当作主人公写进小说的第一人。

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关心农民的命运。

阿Q的形象，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处境，概括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要求，反映出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强烈愿望，表现出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

阿Q要革命，尽管目的不明确，但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现状。

阿Q“造反了”的呼声，显示出贫穷农民觉醒、反抗、走向革命的必然性。

正如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所说的：“中国尚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小说所达到的这个思想高度，是以前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不曾达到的，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所不曾达到的。

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阿Q正传》真正地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贫苦，然而，更为深刻、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剖析，深刻地揭露了农民精神上遭受的残害。

2．“精神胜利法”的深远影响“精神胜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产物，主要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一直处于尊贵的、奴役人的地位。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侮辱。

封建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腐败无能，不敢抵抗，但又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统治，便用“精神胜利法”掩盖自己的失败并欺骗人民。

他们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暴君，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却做了奴才。

1842年，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皇帝的御批却是“妥为招抚”。

他们盲目自尊自大，颓风恶习，愈演愈烈。

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分析的：“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列强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

”“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封建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思想却不仅仅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之中。

马克思、恩格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没有文化，一切宣传教育机器都被地主阶级把持着。

地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体系，毒害着、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就像鲁迅的杂文《春末闲谈》中所讲的“细腰蜂”的毒针一样。

统治阶级欺骗群众，麻痹群众，使之安于命运，服服帖帖地受他们的统治，使被压迫人民思想麻木、落后，逐渐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也当成“老例”、“通例”，认为理当如此。

鲁迅说：“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阿Q对革命的“深恶痛绝”，阿Q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信条，就都属于封建的思想体系。

同样，由于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农民也接受了“精神胜利法”的思想。

因此，描绘和解剖阿Q的思想，也是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揭露和抨击。

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是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征的阿Q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

同时，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保守、落后、愚昧，眼光短浅，在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时，无可奈何，反抗又屡遭失败，找不到出路。

他们虽然不甘心受屈辱，但又无法脱离屈辱的境地。

为了逃避痛苦，自解其慰，也会产生阿Q主义。

流浪汉阿Q，除了具有一般农民的这些特点外，还有自己特殊的条件与经历。

他赌博、打架，沾染了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所以他的阿Q主义就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复杂。

3．阿Q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阿Q主义这种思想意识与阿Q阶级属性及其自身利益是相矛盾的，但阿Q却反而把它当成护身法宝，这正表现了阿Q的不觉悟。

鲁迅写农民的不觉悟，正是表现了他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

他要考察农民和革命的关系，寻找妨碍他们起来革命的原因。

他批判阿Q的阿Q主义，也是批判农民的落后性，教育人民认识到封建阶级的精神毒害以及阿Q主义消极、落后的本质，使被压迫人民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摆脱它的道理，同时也提醒革命者注意，必须高度重视启发农民的觉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阿Q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阿Q主义是阿Q这个人物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

鲁迅写阿Q，不仅仅是要暴露农民思想的弱点，他所要鞭挞的不仅仅是表现在农民身上的阿Q主义，而是为了“提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精神胜利法”既然来自统治阶级，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就在不同的阶段、不同阶层的人们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包含了更为深广的内容。

鲁迅在1925年写的《俄文译本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又在1933年写的《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阿Q的阿Q主义，即“精神胜利法”，就是它找到的国民的弱点，即他要画出的国民的魂灵。

阿Q的阿Q主义，比实际生活中的“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事实上阿Q的形象在各阶层人们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也可以说，阿Q是一面镜子，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照出自己的弱点――阿Q相，从而引起警觉。

阿Q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阿Q主义还在于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脱离农民，不要农民。

毛泽东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阿Q正传》便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遭遇和可悲结局，还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他们既不敢触动旧的经济基础，也不敢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可以说根本不敢触动封建势力。

虽然经历了革命，但还是失败了。

政权一旦落到旧势力和投机家手里，革命的成果必然丧失，人民必然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