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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绕不开的发展之路

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 ，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75% ，发展中国家在38% 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22%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31% ——中国要不要比学赶超？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说，未来5 年将达到3 3%—35% ，新世纪前10年将达到4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说，20 年内将提高到60% ；最新的说法是，在未来30～40年内达到70% 。

9 月，“中国城市化论坛——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从上海一直开到广州，以

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和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

将在2019年进入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之列，专家们为中国的城市圈欢欣鼓舞。

且慢！几年前“珠三角迷乱都市化”的警告言犹在耳，都市里的村庄还赶不上现代化的快舞，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

在2019年8 月之前，珠海斗门县还是广东珠三角庞大的城镇群中的最后一个盲点。8 月1 日斗门县撤县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中国港—澳—珠三角地区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落。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珠三角，2000年的城市化水平是50% ，规划中2020年将达到70% ——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在更广袤的中国内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才刚刚开始。

城市化：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城市化历程曾经教训惨痛，但在中国，起码是目前，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仍然富裕程度最高。绝大多数人都因此坚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成正

比。有专家预算，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1 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经济再高速发展20年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即达到50% 以上，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类似

城市化的常用方法是“摊大饼”，围绕中心城市，像摊饼一样布局，乡改镇，县改区，县改市，每一级改制升格都有相应的经济与人口指标为依据，客观上也形成一种错觉：高速城市化不仅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彰显经济发展的“业绩”。但真实情况远非于此：珠海本地的报纸上，扑面而来的是斗门改制给当地政府百姓带来的欣喜与“振奋”云云。学者杨云彦1994年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60% 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甚至占到80% 左右。结果不仅农村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了，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也难怪普通人有这样的看法：城市化嘛，不就是换块牌牌吗?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这是社会学中关于过度城市化的精准描述。201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是30% ，现在已经进入从30% 发展到70% 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国际水平——那是因为有工业化为龙头，发达农业为保障——2000年广东番禺农民每百人拥有轿车五辆，远远超过许多内地城市的平均水平。珠三角农民农忙时会进城雇佣人手，看到美国的乡村，才知道美国有多富裕——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珠三角。

大约六年前，由新闻从业者转职的英国建筑师库拉斯曾在题为《迷乱都市化

》的演讲中指出，已经成为全球都市化发展最迅速地区的珠三角城区已经膨胀，

这些城区无论大城市扩张还是小城镇升级，都最大限度占用了数以千计的农民祖

辈赖以生计的农田。极短时间内，这些农民迅速变成了“身着印有米老鼠图案的

T 恤、手提无线电话、爱吃麦当劳的城里人”。

城市化带来城市病

但无可否认的是，并不是中西部任何一个省份都能像珠三角这样坦然享受城

市化，1993年，东西部农民收入之比就为2.25:1，这个数字尚不能反映东部发达

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异。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应该与工业化水平保持一致，缺乏工业的支撑，强行推进城市化策略，可能城市化的甜头尚未尝到，城市

病已经接踵而来。

仅就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因素而言，在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控制环境

质量继续恶化趋势的投资就需要至少2000亿元，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紧张局面就

更令人瞠目：全球城市面积虽只占陆地面积的2%，但城市人所排的二氧化碳却占

总排放量的78% 。城市人消耗了工业木材总使用量的76% 、生活用水总量的60% 。中国东部城市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能源紧张的难题。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也几乎

是中国几个特大城市的常见病症。其实中国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都不算大。北京市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5000人左右。东京、巴黎则分别是每平方

公里13970 人、20650 人。

此外，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等老问题也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变得更加

棘手。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曾有明确结论，即城市只有达到至少

15万人的聚集，经济效益才会到来。但如果缺乏配套的就业、失业救济、社会保

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设，再大的城市迟早还会变成农村。

作为城市化运动和都市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乡改镇、镇改县、县改市的改

制升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但在中国，真实情况却是，这种改制升格并没有

避免反而加重了大城市扩张的通病，并在一定程度上因城市发展差异而使城际冲

突日益显化。由于物价较平，深圳成为香港人的购物天堂。因港人的到来而提高

消费水平的深圳人又把近在咫尺的东莞当成后花园。有人将香港经济振兴无力的

原因归之为深圳的崛起。也有人指责东莞拖慢了深圳的发展速度。珠三角共有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五个国际机场，广州飞北京票价900 元，相隔不远

的佛山飞北京票价竟然低到630 元，许多广州人选择从佛山起飞，相对狭窄的地

域和有限的客源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机场之间利益的掣肘，结果是每个机场

都吃不饱。由于城市布局的不合理和城市过密的囤集，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常有

发生。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是世界最高，城市病可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少。城市化

可能是双刃剑，绝不单纯是把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或者换块牌牌那么简单。

新中国的四次大规模城市化运动

1 、1949-1957 年：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

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 上升到15.4% ，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

2 、1958-1960 年：城镇化超速发展。由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

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发生遍及城乡的大饥荒。

3 、1961-1965 年：建国以来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

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

4 、1966-1977 年：城乡人口大对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使

约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

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从农村招收职工约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

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 余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