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考古学简史

第二节中国考古学简史

在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中国考古学产生相对较晚，而且是随着西学东渐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但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从比较早的时期开始，不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就对古代遗存，特别是古代文物有着传统的喜好。不过，这些研究古代器物的学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了丰富的古代历史的研究，但是最终也没有直接演变为现代考古学。

一、金石学和考古学的传入（1921年以前）

（一）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古人在追寻自己的历史时，很早就开始注意到埋藏于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根据对古器物的收集方式和研究深度，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零星发现和研究阶段（北宋以前时期）

北宋金石学产生之前，人们对地下出土的古器物和古文字资料虽然比较重视，但并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引用他实地调查到的古迹材料。如在《春申君列传》中提到考察春申君故居的情况：“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他也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① [加拿大]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汉武帝时，曾有人得宝鼎于山西汾水，献于汉武帝，故将此年改元为“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所献宝鼎实际上就是商周时期青铜鼎。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美阳（今武功）得鼎，献之”（《汉书·郊祀志》）。好古文字的张敞对这件“尸臣”鼎铭文进行过考释。

东汉时期，许慎在撰写《说文解字》时，曾注意收录和参考郡国山川出土的钟鼎彝器之上的“前代之古文”。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掘魏王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后经过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和考订，最终整理和编次为《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十几种古书共七十五篇。这些古书被后人统称为《汲冢书》。

北魏时期，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其中对各地的古城、陵墓、寺庙、碑碣以及其他史迹多有记述，许多现在已经损毁不存，其价值甚大。其后，唐代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也调查和记载了许多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寺观等遗迹。

综上所述，自两汉以来的，虽然一直有人在零星地调查、收集和研究古代遗存，但从总体上说，还没有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

2．金石学的产生和发展（北宋至民国）

北宋时期，随着史学和书学的发达和拓墨术、印刷术的发明，首先开始了收藏、著录、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风气，从而逐渐形成一门经久不衰的学问—金石学。

金石学，或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他是在没有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订文字资料，以达证经补史的目的。

首开金石学风气的是北宋仁宗时的史学家、经学家刘敞，他将自家收藏的11件古器物，摹写铭文，绘画图像，刻之于石，名为《先秦古器图碑》。①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述》第十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3。

他还在《先秦古器记》中开创了金石著作的体例。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欧阳修完成的《集古录》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专著。该书收录了上千件铜器和石刻，涉及的时代和内容都极其广泛。

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是北宋哲宗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10卷，共收入青铜器、石刻、玉器等古器物234件。也是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与当今意义相近的“考古”一词。（插图：《考古图》封面）

徽宗宣和5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王黼编纂），集中了宋代皇室收藏的历代青铜器800余件。每类器物有总说，每件器物有摹绘图、铭文拓本、释文以及尺寸、重量与容量，有的甚至还记述有出土地点和收藏，是宋代金石学发展的代表作。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流传下来，如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

宋代学者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录古代各种文物，并使之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二是创造了传拓铭文和绘制图像的方法，从而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资料；三是考释和研究，包括对金石的时代和真伪、碑刻文字和内容、对经史记载的修正等；四是确定了一批古代器物的名称，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当然，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对金石学的崇尚，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盗掘古墓的风气。

元明两代，金石学的成就不多。代表性著作有《河欮访古记》、《古玉图》等。前者重视野外考察，拓展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后者专门收录玉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到清代，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受乾嘉学派影响等原因，金石学又重新发展起来，并很快达到其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御撰的《西清古鉴》、《宁寿古鉴》、《西清古鉴续鉴甲编》和《乙编》，收录了清廷的大量藏品，

对古物研究和金石学的迅速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像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和冯云鹓的《金石索》等书，不仅从不

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金石学的发展，并且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插图：《古清古鉴》收录的铜器）

此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从以青铜彝器和石刻为主扩展到造像、画像石、墓志、铜镜、兵符、钱币、玺印、砖瓦、封泥甚至明器等领域，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拓宽。到清代末期，商代甲骨和汉代简牍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罗振玉和王国维是这一时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

据容媛《金石书目录》统计，从北宋到清代乾隆时期的700余年之间，流传下来的金石学著作仅有67种，而乾隆到民国初年200年间，金石学著作的数量就达到了906种之多，可见金石学在清代发展之快。

金石学产生于宋代，鼎盛于清中后期至民国，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与近代考古学相比，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研究目的不同，金石学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而考古学则力图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历史；其次是研究的对象不同，金石学主要以零星出土和传世的遗物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学研究的是各种古代遗存；第三是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是采用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等手段来获取资料，并有专门的研究方法，如地层学和类型学等，而金石学则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不是也不可能从传统的金石学中生长出来。

（二）外国考古学的传入（1895－1921）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传入，考古学也被介绍到中国。如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在其著述中，都提到过考古学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梁启超在其1900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甚至将汤姆逊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三期论与中国的古史进行过比附。

这一时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大历史背景下，一批外国学者开始到中国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从这些考古工作的性质和涉及的地域，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1．俄、英、瑞典、德、日本、法等国学者在新疆和河西地区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古遗址（包括城址）、古墓葬和石窟寺的考察和发掘。

受俄国学士院的派遣，D.A.克列缅茨(D.Klementz)率领的探险队于1898-1899年到新疆吐鲁番进行了古代城址的考古发掘。稍后，斯文·赫定（Sevn Hedin）到新疆考察罗布泊(1901年)，意外发现并大规模发掘了楼兰古城遗址，揭开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

英国人A.斯坦因（M.A.Stein）三次(1900－1915年)到西北地区考察，调查和发掘了多处古遗址。他两次到敦煌莫高窟，掠走各类文物1万余件，其中大部分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在西北地区考察并发掘多处遗址(1906-1907年)，期间从敦煌莫高窟掠走劫走大量各种文书和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