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与雍正皇帝的殊死较量

云贵总督与雍正皇帝的殊死较量2009-06-30 06:36:20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郑州)杨名时蒙冤八年，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道义”的参悟与追求。

为了生存，他在云南开馆授徒，讲解《大学》与《中庸》，听者云集。

人们纷纷前来，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

雍正四年八月，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接到了朝廷颁发的一道上谕。

雍正在上谕中毫不留情地点了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等督抚的名，责备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

在说明了这种官场风气对吏治的严重破坏作用之后，雍正在谕旨中表扬了四个“模范督抚”——田文镜、杨文乾、李卫与诺敏，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

他还在谕旨结尾处说：“朕深望尔等为明达体用之全才，而深惜尔等为同流混俗之乡愿，故谆谆告诫，不惮周详。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成了阻碍改革深入的“绊脚石”，他只记得自己殚精竭虑，做了许多赤诚为国的实事，并无“苟且塞责，姑息养奸”。

难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错了，竟没有觉察?难道是皇上听信了谗言，对自己有误解?他心乱如麻，不明所以，思绪早已飞到了往昔的岁月……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61年1月24日)，杨名时出生于江阴朝阳关。

他自幼苦读经书，以“端方耿介”自持，勉力追求“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为了用科举成绩证明自身的价值，也为了表明“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他一再推迟婚期，大有不中进士不结婚的气魄。

几经坎坷蹭蹬，他终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随后，杨名时投身于康熙年间的名臣李光地的门下，李光地对他十分器重，在授课时曾经当众表扬他说：“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

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

”他认为，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除了有能力、有学识、有政治资源之外，还必须有敢作敢当的气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杨名时正是具有这种成功潜质的人。

康熙四十年，在李光地的极力推荐下，杨名时被任为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

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

这段记载，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志士勤勉恪职的坚毅形象。

雍正改元之后，杨名时首次上请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朱批谕旨回复：“尔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自兹莫移初志，益当勉之。

”这说明，雍正对他印象不坏，可是，如今又为什么要给他定下“违道干誉”、“姑息养奸”的恶名呢?杨名时哪里知道，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变化，肇因于君臣之间往来的密折。

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创，到雍正初年已经定型。

凡地方上有所兴革，该地督抚大吏必须先缮写“兴革意向”于密折之上，然后再派专人赴京呈上密折请旨，皇帝在折上写下密批旨意，再送还给“上折人”。

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请，也不能马上付诸实施。

因为从密折的创意来看，它不过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个秘密渠道，有利于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实情，遥控指挥督抚大吏，巩固皇权。

但皇帝的个人意见还不能当作朝廷颁发的正式公文。

正式公文的形成还需要督抚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后，另行缮写可以公开的奏章，经皇帝批阅后交内阁评议，最后由皇帝综合各方意见决定是否准行。

这是地方兴革得以实施的必经程序。

密折与奏章的并行，可以确保在地方督抚大吏与中央阁部大官之间实现权力的制约，督抚不得借密折侵夺阁部之权，阁部也不得以“廷议”来阻碍督抚的兴革建议，最终实现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

雍正登基之后，以务实求真、雷厉风行作为自己的勤政原则。

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密折和奏章，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而且有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要洋洋洒洒地细细述说，以至于有时批语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多，这就导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

为此，他期盼各地督抚们所上的奏折内容务实，言简意赅，不利用密折频繁上奏，讨好皇帝，挟制上司，恐吓下属。

虽然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臣关系还算融洽，雍正曾经亲手题字“清操夙著”赐予杨名时，以示褒奖。

但同时，雍正也不太欣赏杨名时的工作风格，他认为杨名时“太软些”，有看重并依从下属的毛病。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发生了杨名时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

这是雍正最忌恨的，因为这会导致内阁大学士在讨论地方兴革时，鉴于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

雍正认为此举破坏了督抚与阁部的权力平衡，于是停止了杨名时的密折奏事权。

雍正三年夏，时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为此上“请安折”，请云贵总督高其倬代为呈递，雍正不愿接受暗中道歉，公开下旨予以拒绝。

在高其倬的点拨下，杨名时又上奏章，公开认错，称泄露密折并非故意，请求恢复密折奏事权。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杨名时接到圣旨：“杨名时既知过失，恳切奏请，仍准折奏。

”四月二十日，杨名时登上了宦海最高峰，成为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

雍正在任命诏书上很有权术而又极为坦诚地说：“前因人捏陷尔奏之，朕偶失斟酌之，所疑今已明白，何罪之有?朕再不粉饰一时之误，枉罪汝也。

朕之性情如此，不畏有过，但虑朕不能改耳。

往事当释然于胸，不必丝毫系念也。

”表面看来，君臣两人的误会已经涣然冰释。

杨名时也恭谢天恩，感激涕零，决定为国尽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

此时的雍正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

在解决了兄弟与他争夺皇位的遗留问题以及处理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危险政敌之后，他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整顿官场风气上。

康熙晚年，由于满足于现状，官场上的确出现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的污浊风气。

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去办实事，只求一个廉洁安分的虚名。

为了保证自己掌控的国家机器自始至终高效运转，雍正打算自上而下地铲除那些碌碌无为的“木偶”清官。

此外，雍正对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而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又“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则更是厌恶，他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又保持独立人格的“海瑞罢官”式的行为。

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官”比贪官污吏更坏。

因此，他的整顿利刃一旦出鞘，惩处的将不仅仅是没有作为的清官，更有那些心怀清流传统的持独立人格的清官。

而杨名时恰恰属于后者。

他成了雍正“排除贯彻自己改革路线的人事阻力”的典型人物。

雍正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

雍正对此不大满意，因为他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而且杨名时还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

雍正觉得杨名时就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他对“乡愿”尤其反感，经常批评那种表面真诚谨慎，实则欺世盗名的人。

所谓“打蛇打七寸”，雍正把整顿官场的第一刀砍向了杨名时等五个督抚大吏，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告诫他们最好识相点，操守清廉是必要的，但更应做到奴性十足——必须消灭自己的独立人格，绝对地服从皇权。

此时的杨名时，如果真的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凭着官僚惯有的圆滑，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那么此事很快就会被淡化。

查弼纳、魏廷珍等人同样被斥为“乡愿”，日后并没有大祸临头就是明证。

可是，杨名时做不到，作为一个严以律己且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士大夫，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就是孔圣人所深恶痛绝的“乡愿”，相反，他要上书，他要争辩，他要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二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杨名时上密折申述，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忧臣下沾染“乡愿”习气的良苦用心，随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圣贤之所恶非一，而于恶乡愿尤甚，于佞与利口、无札、不逊及徼讦为智直之流，以其皆属作伪，而乡愿更为深巧，斥绝倍严。

人臣苟不知切戒乎?此足不可立于圣人之世。

臣自今以往，惟有切省不遑，内则整肃身心，外则厘饬政事，期无蹈于悠忽因循，以无负训迪拳拳至意也。

”该文写得内方外圆，合乎情理。

但凭着绝顶的智慧，雍正不仅看出了杨名时深怀抵触之心，而且还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引用同样被圣人所厌恶的“佞、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旁敲侧击他在圣旨上表扬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的田文镜、李卫等大臣。

杨名时指出的圣人所厌恶的四种小人行径，几乎是弹无虚发，发发命中李卫等人的要害。

历史上的李卫，根本不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所戏说的“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诨，去冲击官场规则而内心却充满正义感”的那种人。

他家境富有，但识字不多，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从此步入官场，田文镜也仅仅是个监生。

他们得到雍正的重用，有几个原因：首先，心中只有皇帝，没有朝廷。

朝廷是个集合体，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贵族的集体利益，保护这种利益的有许多是科举士大夫，所谓“社稷为重，君为轻”。

而田、李等人只认皇帝的个人利益，唯皇命是从，见风就升帆，怎能不讨皇帝喜欢?其次，他们的个人工作作风与皇帝保持一致，皇帝喜欢雷厉风行，他们就快刀斩乱麻，办事绝不拖延。

再者，他们善于揣摩皇帝的心理，并且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攻击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为皇帝清除“眼中钉”提供证据。

本来就对杨名时的文过饰非十分不满，现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讽刺自己的心腹，雍正顿时气贯顶门，很想马上下旨捉拿杨名时。

但他毕竟是封疆大吏，没有什么证据就解往京师，恐怕难以服众。

雍正强压怒火，作出批示：“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再不敢为天下先。

”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不持平”而“偏胜”的影射。

为了显示帝王的风度，他又写道：“朕岂好辩，乃不得已。

指迷之论，卿当熟读以增识见。

可谓君臣万里谈心，亦属人间乐事。

”收到密批后，耿直的杨名时天真地认为，皇上想通过与他“谈心”，使君臣之间尽快消除隔膜。

但他大错特错了。

雍正早已挽好了一个索套，正在等待一个时机，将套圈抛向他的头颅。

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的原则是宁用家奴也不用名儒。

绝对听命于皇帝的李卫等人就相当于他的家奴，他们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颁布的政令，而且取得了让他满意的政绩。

这一点让雍正感悟到，饱读诗书、追求仁政的名儒确实没有“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要雷厉风行地贯彻自己的治国主张，必须彻底摧毁名儒们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

更让雍正反感的是，杨名时还时不时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学自重的倾向。

雍正虽然对汉文化常怀鄙视，是满文化优越论的坚定信奉者，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唯恐被饱学汉儒轻视，所以对名儒的奏折尤为敏感。

他在批谕杨名时的密折时曾写道：“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视也。

”这句话充分暴露出，他对汉人精英的畏惧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敌视之意。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雍正极力想把汉官都驯化成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奴仆。

现在，杨名时不但不接受驯化，反而以理学自重，“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关头挺身而出，暗藏讥讽，“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

对于这种不能感化、不怕威压，偏执狡诈、刀枪不入的异类，雍正认为绝不能手软，必须严加惩治，以为众人戒!就在雍正暗下决心准备拿杨名时开刀的时候，一个人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