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常识：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钭肿影骸⑶宕 骷夜芡 忠熘 ?ldquo;名、字中的熹与晦、睿ǜ ?rdquo;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幹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