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也称“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由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所确定。主要包括社会管理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交通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等。遵守公共秩序是中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

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院在依自己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某一外国法作准据法时，因其适用的结果与法院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基本道德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拒绝或排除适用该外国法的一种保留制度。因此它有时又被称为“公共秩序保留”。公共秩序制度，在国际私法中又被称为“安全阀”制度。

法律意义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条款。有国内公共秩序与国际公共秩序之分。援引公共秩序制度不应与他国主权行为相抵触，也不应与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贯持肯定的态度。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8条也规定，凡我国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判决、裁定，经审查后认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我国在与许多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中，也都订有公共秩序保留我条款。

《民法通则》中有条款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所谓公共秩序，又称公共政策，系指一国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或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根据各国普遍的实践和许多国际私法公约的规定，在一国依内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对某一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外国法时，如其适用将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便可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此外，凡基于公共秩序，认为自己的某些法律是具有直接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效力的，从而也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在国际私法上，这种对外国法适用的限制或排除称为公共秩序保留或公共秩序制度。

三、国际私法的发展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影响。国际私法是应国际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在随着国际社会关系的变迁而发展。国际私法为适应现代国际社会关系新走向而在基本精神上呈现了转换的态势，国际私法在发展、在改革。作为限制和排除外国法律适用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基本精神的变革中，其作用并未见丝毫减弱，而是正受到整个国际私法发展趋势的影响，处于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之中。

善良风俗来源于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序良俗原则中的“良俗”二字，它表达了存在于社会一般观念中的，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伦理道德。我国现行法中虽未直接采用“善良风俗”这一概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按照学界通说及笔者理解，此处的“社会公德”及“社会利益”已包含了现代民法理论中的善良风俗。这一原则在我国立法例中的明确，使得一些非法律规范得以引入民法体系，通过对个人权利及意思自治的一定限制，使民法的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最终实现民法的现代化。

所谓“善良风俗，谓为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道德，非指谓现在风俗中之善良者而言，而系谓道德律，即道德的人民意识。”（《民法总论》，细细品味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立法所确认的善良风俗原则大体包括以下内涵：一是它不仅包含了法律规范本身所反映出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也包含了社会上被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准则。二是它不是指人们理想状态中的社会道德，而是指已经从善良的民俗民风中抽象出来的，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低伦理标准；三是它不是以某个个人的伦理观或某类人群的伦理观为标准，更不是法官个人的伦理观，而是必须为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所普遍认同的伦理观。

公共利益，从字面上理解，可称之为公共的利益，简称公益。虽然自古以来国家的形式变化多样，对国家存在的理由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毫无疑义，公共利益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行政法，调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公共利益概念是界定政府行为必要性的主要界限。根本特点1、非营利性2、自由使用性公共利益，通常要遵循以下四项基本标准：

其一，具有“公共性”。较私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首先是一种公众利益，受益主体具有普遍性或不特定性的显著特点；同时这种利益的实现主要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机制，一般难以通过市场等私人选择机制来实现。

其二，具有合理性。由于一种公共利益的实现经常是以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减损作为代价的，因此立法机关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就应当遵循合理性原则（或者比例性原则）：要对局部公共利益与整体公共利益、短期公共利益与长期公共利益加以权衡；对可能减损的私人利益与可能增长的公共利益加以权衡；对实现公共利益的不同方式加以权衡。通过这些权衡，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小失大。

公平性。公共利益是一种公众利益，如果以减损少数人的私人利益却又不给予必要补偿的方式来增进公共利益，就会有违正义和公平。这种补偿应当是一种得失相当的公平补偿和合理补偿，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适当补偿”或者弹性很大的“相应补偿”。

何为社会利益？对社会利益内涵的认识其三，具有正当性。公共利益的界定事关广泛的公众利益，立法机关，尤其是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当广泛听取、充分尊重公众意见，保证公共利益界定基于广泛的民意之上。

其四，体现将直接影响我们围绕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研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即社会利益）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可见，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亦即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利益。

摘要：房屋拆迁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私人房屋所有权进行干涉的行为。世界各国对房屋拆迁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的目的性条件为“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符合公共利益，拆迁行为才合法。由于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的目的性条件规定不明确，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政府滥用拆迁权，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应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目的性条件。

二、我国法律对房屋拆迁

目的性条件的规定在我国，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予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大量新房屋拔地而起，同时老城区因功能老化，环境脏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造，或者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对某些房屋进行拆迁。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房屋拆迁都在所难免。房屋拆迁是依据行政权力，而不需被拆迁人的同意就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即房屋拆迁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私人房屋所有权进行干涉的行为。因房屋拆迁涉及到对私人财产的干涉，因此，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进行房屋拆迁，或者说，如何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避免对公民财产的侵犯，成为房屋拆迁的关键问题。判断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条件包括程序上的条件和实体上的条件，其中房屋拆迁的目的性便成为判断行为是否合法的实体条件。拆迁房屋的目的是什么？这往往是房屋拆迁案件的关键。

我国1991 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的，适用本条例。”即该法律规定的房屋拆迁的目的性条件为“因城市建设的需要”。2001 年修改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 条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该《条例》实质上并未对我国房屋拆迁的目的性条件进行规定。相比较1991 年的《条例》而言，它是一个倒退。虽然2001 年的《条例》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进行房屋拆迁没有限制，只要政府想拆迁就拆迁。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类似的法律中寻找依据。我国2004 修改的《宪法》第10 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 4 条规定，“城市私有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拆迁时，建设单位应当给予房屋所有人合理的补偿”。《土地管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