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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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郭沫若晚年处于毛泽东左倾思想和江青“四人帮”肆虐情况下,他惊惶而无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所处地位和自身弱点以及专制主义的危害。本文主要将以《李白与杜甫》为例探讨郭沫若晚年的文学思想。

标签:郭沫若晚年文学思想

一、写作背景

郭沫若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这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人们所以不齿,盖因此书有嫌于他的“巴结”情结。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这难道不是“讨好”?!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这仿佛就是郭沫若的问题[1]。这基本上已成社会公论,甚至连没有读过《李白与杜甫》的青年学生也持此论。

二、李白与杜甫的性格特征

李白与杜甫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郭沫若会有不同取舍?为什么郭沫若对李白予以“高扬”就是“巴结”;而对杜甫“贬斥”就是“不敬”?《李白与杜甫》一书,着实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郭沫若写作这部书,也同样具有多重寓意。这里有必要就李白与杜甫的大致情况聊做简介。

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而且两人尚有接触和来往。公元744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那时李白虽已“赐金还山”,由长安发落来到了洛阳,但名声高大;而杜甫则是10年考第不及在外流浪的闲人,并没甚么名份。在李白1000多首诗作中,只有4首有关杜甫。李白的笔端大多是在敷衍。在1400多首杜甫诗作中,有关李白的却有20多首,其中10首是思念李白的。杜甫对李白保持着相当的崇敬,李白对杜甫则不太认真。仿佛当时李白是大明星,而杜甫则是追星族。杜甫成名则在后来。李杜齐名,那更是以后的事,是杜甫死后的事。李白与杜甫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写作风格,甚至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特性[2]。

一般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李白具有自然主义气质,而杜甫则更侧重于民间疾苦;李白叛经离道,杜甫则恪守礼教;李白诗中大谈女色和酒气,杜甫则恋歌甚少,饥饿不绝;李白豪爽轻快,杜甫工整沉郁;李白“天子唤来不上船”,杜甫“每饭不忘君”。由于李白与杜甫的这些特征,天然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无疑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天然浪漫主义才子的郭沫若必定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毛郭俩人都厌恶杜甫,此非因“文革”爆发,而是以前的“心迹”。

对待李白、杜甫,郭沫若像对待屈原、宋玉那样,一褒一抑。对李白,他倾其热情,予以颂扬和讴歌,而对杜甫则充满愤怒,将之揶揄和拔皮。这种写作态度,自然会生太多的问题,定会让“客观”的学问家抓住把柄。

三、感叹李白:“矛盾性格”

面对李白之“穷相”遭贬,郭沫若的心无法平静,他对李白的“矛盾性格”再做感叹:“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侍从生活却又十分留恋。”[3]

这种“矛盾性格”不也是郭沫若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是寂寞与牢骚,向往平民(如《郭沫若书信集》下册,162页中郭沫若说:“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另一方面则又“革命热情也,我亦受制甘”,对革命事业与文化工作眷恋不已。

李白孤独无援,曾向独狐明求情,郭沫若为此而抨击李白道:“把独狐明比为信凌君,把自己比为侯嬴。希望独狐明重回青顾,挽救自己的失脚。单从诗面看来,李白与独狐明之间的’青云之交’,事实上是标准的势利之交,正如李白自己慨叹过的’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然后李白却不惜低首下心地向这样的人请求援手。这是李白的又一面。”这固然是李白的软弱和没有出息,但这不也是他郭沫若自己的某种写照?!“文革”伊始,郭沫若赋诗赞颂过江青,讨好过康生,不就是李白的这种“又一面”再现?!这是李白的“寒酸”,也是郭沫若的“寒酸”[4]。

在《李白与杜甫》这部书中,郭沫若几处谈到过“骨气”问题。如果不是“自谴”,如果不是看到了别人的“软弱”和自己的“无骨气”,他何以如此再三谈及别人的“骨气”问题?郭沫若说:“政权操在奸相李林甫手里。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左相李适之,‘酒中八仙’之一人,因与李林甫抵触被贬,终于被胁自杀。凡与李适之接近的人差不多都被贬斥,甚至被杖杀。如李白与杜甫所推崇过的李邕(北海)便是被杖杀者之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254页)。

郭沫若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大谈李白的“骨气”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扼杀“骨气”的社会政治背景,怎让人不去联想有骨气者生存的艰难。有“骨气”的李适之被杀,李白和杜甫都曾推崇过的李邕被杀,李白那点“傲气”还能不受“当局”的压制和打击!

四、探寻李白的“骨气”

对待李白,郭沫若着墨很多,对李白的心思做了大段阐发。一方面他说李在“被贬”之后还念叨着朝廷,另一方面则举出李白那首830字的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李白对唐玄宗竟有“责备”: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和“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郭沫若对此而深情道:“诗中叙述到他在天宝十一年十月去过幽州,看到安禄山势力的庞大,曾经痛哭流涕。他责备了唐玄宗养痈遗患。”“也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明”。这是郭沫若所极度看重李白的地方,因为李白尽管天天眷恋着朝廷,但他还敢“责备”唐玄宗这个“昏君”[5]。

郭沫若为此而说道:“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败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失败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李白是屈原式的忠君,杜甫则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识愈朝后走,愈趋向于宋玉式的忠君。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韩愈语),成为自唐以来君臣关系的典则。因此,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杜甫的‘每饭不忘君’能够津津乐道,对于李白的‘日忆明光宫’则视若无睹。这是主观意识在作怪。旧时代的文人爱把杜甫比为‘圣人’,把李白看做‘浪子’,实际上是不那么平允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258页)。“公平地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较有节概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比较有所选择。他能藐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将军’,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过。”(《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259页)。

参考文献

[1]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J]. 郭沫若学刊,2010,(2).

[2]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3]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M]. 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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