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交易费用

第二章交易费用2
2.1交易费用的概念3
2.2交易费用：描述和尝试性定义4 2.2.1 市场型交易费用 4 2.2.2 管理型交易费用 6 2.2.3 政治型交易费用 6
2.3估猜交易费用的规模8 2.
3.1 市场型交易费用8 2.3.2 政治型交易费用10
2.4模型化交易费用：“交易”活动11 2.5交易费用文献的一些评述15 2.6第二章的阅读建议18
第二章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认为交易是有费用的。

从新古典视角来看，这种转变已经足够直截了当了。

但理论上，重要的是认识到，向正的交易费用转变也是向一个不同的、更为现实的决策制定者的观念转变。

关于经济体制中的决策制订者的性质，可以说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

尽管对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一术语给出一个精确定义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理性的这一判断并非不尽合理。

但是，一旦将人们看作是具有有限的理性，显然，必然会产生我们所称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无论经济决策者在经济中哪一个部门进行什么样类型的活动，都会产生正的交易费用。

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中假设的决策制定者而言，在真实的世界中，由于人们的局限以及有限的知识，因而容易犯错误，决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总会存在无效率的情况。

简而言之，由于无效率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势必会出现。

交易费用是无处不在的，这是由于制订决策个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于是，非常自然而然地，当考察交易费用现象的时候，应该牢记不完全的单个代理人和经济运行的费用之间的关系。

正的交易费用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它们在数量上也是非常大的。

根据一些估计，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占净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60%。

而且，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建立新制度和组织的初始成本。

这一情形显然对于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含义；对交易费用进行模型化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小小的改动。

的确，Ronald Coase（1937）对交易费用的“发现”，以及他富有启发性的利用这些分析工具，促发（大约25年孕育期之后）了一场微观经济学的思想革命。

Coase的思想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我们先对NIE作一个较为详细的阐释，然后再对这个核心概念作进一步的讨论。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交易费用包括动用资源建立、维护、使用、改变制度和组织等方面所涉及到的所有费用。

不管怎样，进一步地认识交易费用，要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费用产生的各种背景上。

如果考察有关现有的财产和合约权，那么交易费用就包括对资源或索取权的界定和度量、以及使用和执行这些既定权利所涉及到的费用。

如果将它应用于个人之间转让现有财产以及建立或转让合约权方面，交易费用则包括信息费用、协调费用和执行费用。

有关使用既定权利的费用，一个典型例子是，企业家在企业内部发号施令需要支付费用（即基于现有的劳动合约）。

接下来，与权利转让有关的典型例子是这样。

对雇佣劳动感兴趣的个人需要使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这种使用会产生费用。

例如，建立一个劳动合约存在一定的费用。

当然，还必须认识到，为了建立或改变较为基础性的组织，也必然会涉及到较高的费用。

财产和合约法律框架所涉及到的建立费用（setup costs），以及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正常运行所需投入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势必都非常得大，然而这些交易费用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前面例子所表明的，一些交易费用是“变量”，它们取决于特定交易的数量或数目（比如销售量或工作小时数），而其他一些则是“固定”的（比如新基础性组织的建立成本）。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最近发展，可以说明建立这些新基础性组织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组建一个西方式市场经济的各种努力已经证明了，要达到既定的效果，需要支付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成本。

而且，像政府这样一个基础性组织，其维持费用（maintenance costs）也是非常巨
大的。

不考虑其他情况，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公正的管理、提供最低的教育水平，都存在着费用。

一般意义上，“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Arrow，1969，第48页）。

这些持续发生的费用，以及制度中与政治组织有关的费用，构成交易费用的基本要素。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可以被看作是生产费用和交通费用——比如传统的企业理论是承认这些费用的。

所有这些事实显然是明摆着的。

但是实际上，将正的交易费用引入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且会改变模型所应给出的解释。

而且，实际中不容易将交易费用同生产成本或交通费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费用区分开来。

然而，曾有人建议，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诸如出厂价和零售价之差、银行贷款利息与银行存款利息、企业的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1政府完成其日常基本工作所支付的费用之差，大致上就可以推出交易费用在量上的排列次序。

2.1 交易费用的概念
加深对交易费用理解的一种方法就是慢慢来，首先是思考交易这一基本术语的含义。

Williamson提出过这样一种定义：
交易之发生，源于某种物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

此时，
一个行为阶段结束，另一个行为阶段宣告开始。

（Williamson，第1页）
根据这一解释，该术语限于这种情形，资源的“转移”在有形意义上确实发生了。

这种转移可能发生在企业内部或者发生在市场上。

因此，可以将它们说成是内部交易（internal transactions）和外部交易（external transactions），或者企业内交易（intrafirm transactions）和市场间交易（market transactions）。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源自于分工。

Adam Smith（[1776]，1976）的制针例子很好描述了企业内交易这一基本思想。

他注意到，制针者的工作可以被分为一系列程序：“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断，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第4页）。

在这个例子中，针在企业内每换手一次，“交易”显然就发生了。

在市场交易的情形中，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分工受限于市场的范围（Smith，[1776]，1976，第17页）。

交易也因此而产生。

当然，宽泛地说，物品或服务的转移还可以被认为包括诸如信息或知识这样一些转移活动，如与建议或教育服务、研发等有关的知识。

交易这一术语的另外一种描述是由Commons给出的。

在他看来，交易“是个人之间分割和获取对未来有形物品的所有权”（1934，第58页）。

这个定义同样与资源转移有关，不过现在是法律意义上的——即，关于财产权的授权转移。

当然，还应该包括合约权，Commons 事实上在他后来解释交易性质时也将它包含了进来（1934，第64）。

法律意义上和转移意义上的交易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然而，在分析交易费用时，我们事实上会发现，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看作是反映了资源转移或经济交易这两种不同的类型是有益的。

因此，最近几年，转移意义上的交易量不仅吸引了成本会计人员的注意，而且也受到了理论学者的关注。

从这一点出发，转移可以被认为是物质交换，和（或）与虽不带来有形产品但却与生产有关的信息交换（Miller and V ollmann，1985）。

1这里的上头成本借用张五常（2002，第111页）的译法，它是指企业一旦经营，即使不生产也要支付的成本。

译者注。

制度经济分析的目标关注的并非仅仅是经济交易，而且还包括某些其他“社会行为”（Weber，1968，第22页）。

最重要的社会行为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交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易，也即那些对于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制度结构的形成和维持必不可少的社会行为。

这里涉及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以及它们执行上的特点。

政治交易同样也显得尤为重要。

也就是说，必须解释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并考察这些集团在实施它们的公共权威时所展开的讨价还价和有计划活动（“政治交易”）。

还要考察官僚们以司法决策和管理行为的形式对其日常政治权威的实施过程。

根据Williamson（1979，第239页），经济交易和政治交易可以由以下三种关键特征来刻画：（1）不确定性，（2）交易发生的频率，以及（3）交易专用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

新古典理论一直以来承认不确定性是影响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即便有的话，也没有对交易频率或交易专用性投资的作用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中所有这三种维度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2.2 交易费用：描述和尝试性定义
交易费用涉及到使用真实的资源——尤其是刚刚讨论的进行社会交易（包括经济交易）所需的资源。

正如已经提到的，Arrow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Arrow，1969，第48页）。

但是，除了这些日常性的费用之外，交易费用还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体制基本制度框架的费用。

因此，相对于正式制度，我们可以说交易费用是源自于建立、使用、维持和改变（1）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如德国宪法或德国民法，the German Civil Code）和（2）权利意义上的制度（如一种基于自愿达成的劳务合约之上的具体要求权）所涉及到的费用。

进一步地，由于存在与基础性正式制度相关联的非正式活动，这里出现了额外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的典型情形是使用市场的费用和企业内部发号施令的费用。

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情形中的费用称为市场型交易费用（market transaction costs），第二种情形的费用称为管理型交易费用（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

就法律意义上的制度而言，必须考虑的是政治体制中制度框架的运行和调整所涉及到的费用安排。

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我们将它称作为政治型交易费用（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对于三种类型交易费用的每一种来说，可以看出两个变量：（1）“固定”的交易费用，也即建立制度安排所作出的具体投资，和（2）“可变”的交易费用，也即取决于交易的数目或规模的费用。

在对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的交易费用作进一步的描述之前，应该可以下一个较为一般性的结论。

我们知道，生产成本被理解为与“生产”活动有关的成本。

类似地，交易费用可以被看作是“交易”活动的费用。

如果生产活动可以由一个生产函数来描述，那么交易活动就可以用一个交易函数来描述。

后面我们将更为全面地讨论交易费用的这种分析方法。

2.2.1市场型交易费用
作为讨论这个主题的开始，我们不得不援引Coase教授的话：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去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
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合约，督促合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Coase，
1965，第15页）
市场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信息和谈判的费用。

信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s）显然是重要的，但是谈判费用（bargaining costs）的规模也不应被低估。

因此，Dahlman（1979，第148页）可能算是走得太远，他说人们只需提及一种交易费用——“因不完全信息而遭至的资源损失”。

另一方面，完全没有交易费用（正如新古典模型）的确是与完全信息假设有关。

这种正统的解释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充分地执行现有的私产权利需要的不止是信息。

实际中，信息根本就是不完全的。

市场的不确定性到处存在。

2对于每种产品，没有哪个决策制定者能够瞬时地、自动地知晓谁愿意购买或出售，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愿意出售或购买。

一般地，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不会发生匿名式的交易。

潜在的交易者必须相互搜寻对方，一旦这些利益双方建立联系，他们各自还必须搜寻更多的交易对象。

特别地，每方还得确定另一方是谁、他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履行他所达成的合约。

需要进行协商以达成一个有效的交易关系，并敲定有关交易的详细条款。

还可能有必要提供法律保护。

由于可能会出错，合约的履行必须受到监督。

在一些情形中，还可能必须通过法律方式或其他受到准许的方式来执行合约义务。

使用市场的费用可以更为详细地分类如下：（1）合约的准备费用（搜寻和信息费用），（2）决定签约的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以及（3）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

下面是关于这三种类型交易费用的一个简短讨论。

1．搜寻和信息费用：要进行一个具体的市场交易，一个人必须搜寻愿意与他进行交易的那个人，这种搜寻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费用。

这些费用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需要发生直接的支出（作广告、拜访潜在的客户等等），或者因创造有组织的市场（股票交易、展览会、每周集市等等）间接地产生的费用。

而且，还包括在有可能达成交易的双方之间所进行的沟通费用（如邮递、电话费支出和销售员的支出）。

其他的，还包括收集不同供给者对同样一件产品3开价的信息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测试和质量控制方面所涉及到的费用。

对于服务的交易，质量的控制包括对服务提供商的资历证书以及它是否合乎要求进行评估。

4当然，服务领域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搜寻合格的雇员，这一活动不仅费用越来越高，而且耗时也越来越长。

理论上来讲，关于搜寻和信息费用的问题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在信息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中进行处理。

5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显然是重要的，不考虑其他，使用资源以获取信息有助于避免决策制定者成本高昂的失误。

2．讨价还价和决策费用：这类费用与签约时相关各方就合约条款谈判和协商必须支付的费用有关。

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而且可能还会求助于昂贵的法律建议。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即谈判各方具有私人信息），非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Kreps，1990b，第760页）。

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合约在法律上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相应地，协调也会或多或少存在些困难。

决策费用包括处理收集到的信息所涉及的费用、支付顾问的费用以及团队内部形成决策的费用，等等。

最后还应该提到，正如其他领域一样，合约的复杂性和所涉及到的费用会受到竞争的限制。

3．监督和执行费用：这些费用的产生是因交货时间需要监督，产品质量和数量需要度2关于这个概念，参见Hirshleifer and Riley（1979，第1376页）。

3这个问题是搜寻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该理论是在Stigler（1961）的论文基础发展起来的。

参见Lippman and McCall（1976）的综述。

4这里还需提及“市场信号”（market signaling）概念：“高素质工人通过获取教育来发出信号（即便教育并不能提高生产率），这是假设雇主知道高素质工人可以较为容易和低成本地经受教育中的磨难”（Spence，援引自Hirschleifer[1973，第37页]）；也可参见第5章。

5相关综述参见Hirshleifer（1973，第37页）、Hirshleifer and Riley（1979）和Bossmann（1978）。

也可参见第5章。

量，等等。

信息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

度量交易中有价值的属性涉及到费用，保护权利和执行合约的条款会产生费用。

就监督和执行存在高昂的费用而言，违约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合约各方的欺骗或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不良的后果。

这种偏离的行为不仅具有再分配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总产出水平或福利水平的损失。

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避免，但其本身是拖制度的后腿的。

Williamson（1985）在他讨论事后和事前签约行为时考察了这类问题。

2.2.2管理型交易费用
这里考虑的问题是，对企业和其雇员之间的劳动合约进行执行的费用。

为了方便，假设聘用合同已经签订，现在必须对其执行。

根据我们的基本分类，这一关系中所产生的费用应属于市场型交易费用的类型。

于是，管理型交易费用就变为下面这些：
1．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

这些费用与范围相当广泛的活动有关。

因此，存在人事管理、信息技术的投入、防止接管、公共关系和游说活动方面的费用。

这些都是典型的固定交易费用。

2．组织运行的费用，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子类。

a)信息费用——与制定决策、监管命令的执行、度量工人的绩效有关的费用，代
理的费用，信息管理的费用等等。

b)与有形产品和服务在可分的技术界面之间转移有关的费用（Williamson，1985，
第1页）——比如半成品滞留的费用、在企业内运输的费用，等等。

性质上，（2）中的费用是可变的交易费用。

以上管理交易费用所讨论的各种费用，最近几年在被称为“基于活动的成本”（activity-based costs）会计核算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会计方面的新思想可以参见Miller and V ollmann（1985）、Cooper（1988a，1988b）、以及O’Guin （1990）。

基于活动的会计核算背后的目的就是寻找节省制造业中上头成本的方法；这些成本越来越高，似乎已经成为困惑现代工业的一大难题。

据认为，大部分上头成本都与交易有关，因而，管理上头成本的关键是控制导致上头成本的交易活动（Miller and V ollmann，1985，第146页）。

可以推测，交易上的“管理”需要仔细考虑哪一种交易更为合适，哪一种不适合。

通过这种方法，上头成本的减少是可以想象的。

在这种一般性的背景下，文献对不同类型的交易进行了区分，例如：
后勤交易（logistical transactions）：原料流动的命令、执行和确认。

存量交易（balancing transactions）：保证现存的原料、劳动和能源的供应等于需求
质量交易（quality transactions）：质量控制、间接工程、采购和相关数据的开发。

变更交易（change transactions）：对基础性的生产信息体制进行变更，以适应诸如工程设计、进度和原料规范的变化（Miller and V ollmann，1985，第145页）。

2.2.3政治型交易费用
市场和管理交易一般被认为是在界定良好的政治背景中发生的。

这是一个与资本市场秩序相一致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意味着存在一个特殊的地方性、国家性或国际性的正式社区组织。

提供这种组织以及与之有关的公共品显然会产生费用。

这些是政治型交易费用。

在一般意义上，它们是集体行动提供公共品所产生的费用，可以被理解为与管理交易费用类似的费
用。

具体而言，这些费用是：
1．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这里包括与建立法律框架、管理架构、军事、教育体制、司法等有关的费用。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
与政党和通常意义上的压力集团有关的费用。

实际上，为了实现“强制力的教化”
或“组织暴力的垄断”，6所有这些费用的支出都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2．政体运行的费用：这些是指那些先前被看作是“统治者的义务”（Smith[1776]，1976，第689，709，723，814）方面的支出。

它包括立法、国防、公正的管理、交通和教
育方面的开销。

正如私人部门一样，这些行政事业需要承担搜寻和信息费用、决策
制定的费用、发号施令的费用、以及监督官员指令是否得以执行的费用。

Levi（1988，第12页）将政治交易费用描述为“对服从活动进行度量、监督、建立和执行”的
费用。

这里的总费用中还包括一些组织加入或试图加入政治决策过程中的费用
（Olson，1965，第46页）。

此类组织包括政党、工会、雇主协会和一般意义上的
压力集团。

最后，还要考虑到谈判的费用。

重要的是注意到，“强制教化”（domestication of force）或者“建立有组织暴力的垄断地位”（building of a monopoly of organized violence）在新古典的零交易费用世界中是根本不作考虑的。

在新古典的背景中，任何一种势力都被认为是完全受到控制的。

因此，产权的转移仅仅是在相互同意的条件下进行的。

压力集团或被认为根本不存在，或者被认为对于各方都是中性的（Commons，1934）。

7
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可以被解释为代理费用、或产生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费用。

两方（多方）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指，一方，作为代理人，在行动上代表第二方的利益，即委托人。

当然，给定机会主义到处存在，代理人并不总会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思行事。

但是，后者可以为代理人建立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来限制他的偏离行为。

比如，他可以支付监督费用，从而可以减少代理人的异常行为，或者与代理人达成某种分成安排。

进一步地，正如Putterman所说，“此外，代理人投入一定资源（担保费用）是有利的，这样保证他不会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1986a，第212页）。

然而，一般地，代理人的决策与实现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存在一些分离。

这种差异的货币等价物被称为“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

Jensen and Meckling（1979）将代理费用定义为委托人监督费用、代理人的担保费用与剩余损失之和。

从刚才所谈到的来看，交易费用在本质上是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费用。

而且明显的是，服务于交易目的的真实资源需要通过融资来实现的，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交易费用与金融资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可以将它们称为交易资本（transaction capital）。

这一分类包括建立市场、企业和政体所必须的资本投入（交易性投入资本），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运行所必须的日常资本（日常交易资本）。

由于资本与这里的问题直接相关，资本理论可以用来讨论这一领域中的问题。

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似乎就非常有用，因为时间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度变迁的情形中。

当考察发展经济学和由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转轨经济学时，交易资本概念尤其值得关注。

交易费用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不考虑其他，它们的水平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如果相互信任在社会中占主流，则监督和执行费用就会非常得低。

在有利的情形下，产权会得到尊
6建立政府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有组织暴力的垄断地位”（Levi，1988，第42页）。

7正如Olson（1965，第115页）指出的，Commons的观点是市场机制自身并不会带来公平的结果，市场参与者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异不可能被政府所消除。

“因此，对于Commons而言，压力集团是取得公正和理性的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