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相关文献

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化，前者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后者导致劳动力供给质量的下降。

倒逼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
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养老负担加重以及预期寿命延长引发的养老储蓄增多均“挤占”了个
体教育投资，即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个人资本积累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会公共资本大多流向医疗、养老等项目，引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教育、科研等投入，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和公共人力资本积累以负面影响为主。

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一是预期寿命的增加延长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较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上升，这些信号的反馈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口老龄化带来储蓄率上升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随着发展进程、时间、区域等的不同而变化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负面影响占主导
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倒逼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但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
采用老年人口抚养比表征人口老龄化程度，具体指的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通过教育改革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并不断深化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另一方面，推广健康积极老龄化理念，鼓励老年人弹性就业，给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口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在其充足的经验基础上提高其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适应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

（何冬梅和刘鹏，2020）
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代表性消费者将根据他所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把各个时期的消费安排在合理稳定的数量上”。

生命周期理论是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年龄与储蓄率变动的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少年人口是净“借贷群体”，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老年人口则消耗劳动年龄阶段所积累下来的财富。

日本曾经以高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中鹤立鸡群，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家庭储蓄率逐年下降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并加大技术创新，从而推进技术进步
中国老龄化现状：
（1）老年人口基数大
（2）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3）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

（4）人口老龄化区域性差异显著
（5）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性别差异
（6）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面临“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的双重挑战
推算了从2000年至2050年日本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动情况后指出：医疗、养老、护理等社会保障支出及水、电、煤气费支出比例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而交通、教育费支出将急剧下降
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原因是随着人口年龄加大，身体状况下降需要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增加，而水、电、煤气费支出增加的原因是老年人退休后居家时间相对增加带来水、电、煤气消耗量增加。

而交通费支出减少的原因是退休后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机会减少，教育费减少是因为少子化下家庭需要接受教育的孩子总体数量减少
人口数量下降与人口结构恶化会招致国内市场萎缩、内需主导型企业的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
老龄化导致的高成本，使多数公司的收益呈下降趋势，员工的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以及拓展欲望也下降
积极寻求新的市场以刺激国内消费；大力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扩大老年人再就业机会；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年轻劳动力。

（施锦芳，2015）
理论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引言部分切题
实证部分操作
（邓翔和张卫，2018）
基于中31个省份2001－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时间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走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区差异显著。

到2016 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7%，65岁及以上人口达1.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8%，按照联合国人口司和世界老龄大会制定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已占据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及尚未全面实现城镇化的情况下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

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相较其他国家更为严峻，影响也更为深刻。

不利、正向、不确定的文献综述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和结构老化是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影响
结构老化会不仅导致劳动力供给质量的下降，还会导致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技术培训等各项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
劳动力供给减少和结构老化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引发移民的需求；引致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知识、经验和智慧等老龄精英群体在管理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

人口老龄化将影响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老龄化的成本负担挤占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更长的退休生活，劳动人口倾向于在工作阶段进行更多的养老储蓄，相应地减少了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对人力资本投资带来正向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者的报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较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上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延长，这些信号的反馈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父母为了将来获得更多的家庭转移支付也可能倾向于增加对子女的教育及相关投资，从而提升了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

微观：
企业员工的体力、脑力等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都逐渐老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变弱，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降低，对新产业的适应能力也变弱，从而造成个人创新能力的下降进而影响技术进步。

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还会带来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进而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和税负增加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一种“挤出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
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为稳定，消费行为模式较为定式化，对新产品、新技术的追求并不热衷。

宏观：
国家的养老、医疗保健等各项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增加，不仅挤占了国家的教育投入，也挤占了国家的研发投入
有利：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和结构老化会“倒逼”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倒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得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
效应更加凸显，激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再次，人口老龄化带来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医疗保健、养老产品和服务等需求日益增加。

（齐红倩和闫海春，2018）
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其内在机制可能是家庭与企业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最优回应，使得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的正向效应高于其负向效应
OECD 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尚未阻碍其技术进步
自20 世纪60 年代开始，OECD 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从1960 年的 3. 23 持续降至2017 年的约1. 7。

与此同时，OECD 国家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其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从1960 年的67.35 岁上升至2017 年的80 岁。

人口老龄化程度可从老龄化系数和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来分析
老龄化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技术进步可能具有正向效应。

生育率衰退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人口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当生育率下降时，家庭将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整个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存在上升趋势。

当预期寿命延长时，未来可工作时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上升，个体将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 范洪敏和穆怀中，2017)。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将增加储蓄以维持退休后的消费和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即人口老龄化会提升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

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是减少了劳力供给总量，使得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此时企业将会加大创新投资力度，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促进劳动节省型的技术进步。

老年人的学习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学习动机都将减弱，老年人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的能力低于年轻人，因而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兴技术的使用与扩散，并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下降；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存在贬值趋势；创新与创业的概率与人口总量成正比，然而人口老龄化却减少了创新与创业的潜在人口总量，减少了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了技术创新与创业的概率；人口老龄化令年轻人养老负担加重，冒险精神与风险承担能力下降，也会抑制具有创新与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涌现。

OECD 国家市场经济较为完善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并存在不断加深趋势，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理想样本。

（邓翔，张卫和万春林，2019）
老龄化通过“资本－劳动”要素结构改善和人力资本要素质量提升两种途径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老龄化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高等教育程度下的老龄化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而仅具有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下的老龄化会显著地阻碍创新
人口老龄化将引起劳动力供给不足、储蓄率下降、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骤增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但是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微观层面的结论难以影响宏观层面，因为研发创新人员仅占了总人口中很小的比例。

昂（Ａｎｇ）等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经济体研究发现老龄化并没有导致创新产出降低，高教育水平的人口即使进入老年阶段，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年轻人
老龄化从宏观角度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加速技术创新进程，推动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

这里要素禀赋结构转变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素之间的结构转变，表现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相对规模的变化；二是要素内部的结构转变，表现为劳动力要素的人力资本水平变化
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会刺激技术创新，而且这种技术创新会偏向于节约那种相对价格更高的生产要素
第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人们可以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也可以增加工作技能的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在工作中的竞争能力；第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家庭规模变小，整个社会的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源能够集中到更少的孩子上，从而提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要素变得相对稀缺而推动了劳动节约偏向的技术创新，从而对具有一定经验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上涨，并且会逐渐淘汰那些不能适应技术进步的低端劳动力人口。

劳动者为了适应这种技术进步，就会不断加大对自身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反馈效应
结论：（１）人口老龄化并不会导致社会整体创新水平的下降，老龄化通过劳动力质量提升和要素结构改变两种途径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２）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的老龄化对技术创新存在异质性，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的老龄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下的老龄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３）人口老龄化会引致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但同时技术创新对技能劳动力的内在筛选机制也会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从而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反馈效应；（４）人口老龄化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老龄化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促进经济增长。

（王笳旭和王淑娟，2017）
根据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5 岁及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 。

如果按照惯例，把65 岁及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 的人口结构称作老龄化人口，则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预计到203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63亿，2054年更是达到峰值的4．72亿，老年人口届时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 ，中国正处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暗示老年人存在负储蓄倾向，然而现实中许多老年人退休后仍然在不断增加自己的储蓄，这就是所谓的“老年人储蓄之谜”
Mirer( 1979) 、Danziger et al．( 1983) 发现: 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老年人比非老年人花费的更少，最老的老年人拥有最低的平均消费倾向。

老年人的储蓄行为包含着几种复杂的行为动机: 赠与动机、健康和长寿动机( 对健康的关心和对长寿的渴望) 、应对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动机。

教育形成知识性人力资本，医疗服务形成健康人力资本，并且后者是前者发挥作用的基础。

这两种人力资本都具有生产性，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生产者增加产出的一种方式。

（昌忠泽，2018）
从长期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角度，适当延迟退休非常必要，但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地执行
（韦江等，2018）
劳动供给减少带来的影响
（王云多，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