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2011年，我看到了： 1）西方新闻业危机深化——以“窃听 门”为极端； 2) 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新探索——以重 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为先河
危机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的5个理论新面向 1、背景：危机呼唤新的思想解放 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回应 - 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 主导，信息传播产业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 域 – 形成了信息资本主义 -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业进入了商业化/市场 化的时代
• “重新发现乌托邦”： 它特别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与反资运动中所形成的对一 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 它坚持：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 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正在进行斗争 它期待：包括华语学人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坐拥上 百年的革命历史资源，共享着建设另类社会成功与失败 的经验，会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和批判 思想复兴的希望 它的关键在于：超越抽象乏味的“中国文化”的教条，避免 将文化多样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避 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同一游戏规则内部进行零和游戏 的层面上来认识所谓“中国崛起”的现象
• 王绍光：“在1990 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 中国 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他写道：“波兰尼指出, 一个‘脱嵌’ 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 因为当它试图把人 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 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 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 但一味追求GDP 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 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 年代末, 有 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 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 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 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 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 。在他们看来, 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 难以忍受。在这 个背景下, 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 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 … 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见《传播 与社会》37-38）
在更高和更广的层次上重“公共领域 ”
• 不仅中国需要民主化和重构媒体的公共性，西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更何况，这两个过程在同一世界体系内密切关联。那种认为西方已 经达到了民主的境界，只有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有未竟的民主化事业的 观点，只不过是线性时间观和特定的历史方向论，也即“历史终结论 ”的另一种表述。 • 在讨论“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这些概念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时 ，赵文词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并不一定非得与西方特定的一整套经 济与政治结构结亲。它假设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与其说中国这样 的一个社会必须变得像西方，毋宁说西方自己需要寻找振兴其公共领 域的新途径。在现代（或后现代）条件下探索使公共领域制度化的新 途径把中国和西方以一个共同的追求连结在一起” （转引自《传播与 社会》，284页） • 这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用结构性思维替 代线性思维
•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挫折与反复。在理论上，共产党以党报为核心 的新闻媒体制度许诺体现的是一种超越资产阶级特殊阶级利益的公共 性，也即无产阶级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仅包含了工人、农民、妇女 等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主体性，而且包括了中国作为一个从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中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今天，我们有些学者在希望 推进媒体改革和重新构建媒体“公共性”的过程中，不仅忽略了“公 共领域”与独立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民主”意识 与“民族主义”意识相对立，而且避而不谈公共性与阶级代表性的辩 证历史关系，进而在对中国媒体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宣称采取历史虚无 主义态度的同时，把哈贝马斯明言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共 领域”当作理想来追求，有意无意把这个公共领域前面的定语“资产 阶级”去掉了，仿佛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的媒体人和他们所赋予 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多包括他们所认同的、而且被认为是 中国民主主体的“中产阶级”。
阿里吉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 经济|”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以内在的发展，而不 是对外贸易为主导，不是通过剥夺下层民众和社 会公共财产来积累，主要依靠动员人力资源而不 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政府通过大规模的 民众参与，也就是大众民主，来制定政策。相对 于西方世界曾经赖以发达的方式而言，这是一条 从社会的角度更加公正，从生态的角度也更可持 续的发展道 路。
• 重庆的改革虽然自上而下，但是否有相对 于极端市场化的“反向运动”的含义？ • 唱“红歌”运动是否有下层社会基础？
（4）重新定义主体（Redefining Agency）
• “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天然社会基础吗 • 重视劳工和农民作为社会传播主体的研究 – 回到 “主体中国”的问题 《新青年》1920年“劳动节纪念专号”写道： 20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 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主 人的地位 （转引自王维佳2009：2）。 - 而在我们的传播中，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和 被中产阶级同情的“他者”
• 沃勒斯坦 (I. Wallertein)宣称，“问题已经不 再是，‘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能修补自己和重新 向前迈进，而是，它会被什么样的制度所替代 ？什么样的秩序会从这样的混乱中出现？” • 齐泽克 (S. Zizek)：“Communism, Again!” • 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 麦克斯尼(R. McChesney)和福斯特 (J.Foster): Socialism or Exterminism？这不是 回到过去。国际共运经验表明：“如果社会主 义不是根植于普遍权力（popular power）, 就 会事实上消灭自己，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2、5个理论新面向 （five “R”s)
（1）重新发现乌托邦 (rediscovering utopian imaginations) 不能没有乌托邦：“真正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大 的乌托邦 • 需要构建“中国传播理想图景”，而超越自由主 义新闻理论，包括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理 论和公共广播模式，是起点 • 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邓正来 语），是关键 • 而谁是主体，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是本质
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 主性？ 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
西门菲莎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赵月枝
一、另眼看重庆的理论背景 我这几年在国内的讲座选题见证了批判传播 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发展： •从2009年之前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 •到2009年呼吁传播研究新的思想解放， 提 出5个“R” （理论取向问题）（《现代传播 》2010第5期文章《重现乌托邦》） •再到2010年提出“‘向东看，往南走’：开 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 （认识论与 方法论问题）（《传播与社会》第18章）
• 以上分析对如何看待当下西方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尝试是 否有启发？从方法论角度，以上分析是否 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偏颇，从而对“不是 BBC就不是公共电视”这样的说法保持警 惕？
二、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
1）媒体去商业化是“倒退”吗 a) 从地球生态和人类文化的宏观层面看，广 告所依附和宣传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 方式已面临深刻危机。想象一个与消费资本 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已经刻不容 缓。作为广告和消费主义文化主要载体，电 视的去商业化对开拓人类文化新想象意义尤 其重大。
（5）重新关注意义和社区（Reengage with Meaning and Community
通过传播学术重新思想解放，走传播政治经济研究 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如果政治经济学侧重哈贝马斯所论的“制度世界” （system world) 问题，那么，文化研究则侧重“ system 生活世界” (life world) 问题，即认同、情感、意 义和日常实践问题 ：为什么“红歌”成为最抹不 去的“革命遗产？”如何理解音乐作为一种传播 ？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太强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t) 和认知主义(cognitivist)偏颇？“唱红歌”这种文 化传播实践有什么“群社”意义 ？
• 当下，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 新自由主义“政治无意识”在完成了其“ 告别革命”和为媒体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 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 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 有所作为
• 因此，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范式 革命”能使依然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将中 国的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 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的中国传播研究建 立起新的理论想像，从而对人类的传播理 论知识共同体有所贡献？
•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赵文词（R. Madsen） 所讨论的那样，“公民社会”和 “公共领域”这些社会理论概念不仅意指 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类型，也应包含在更 宏观层面上对一种生活形式的描述
• 虽然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关系和个人 利益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 的，但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能 解析现代市场与那些不知何故使其得以运 转的前现代道德传统是如何调和的这个问 题” (Madsen, 1993: 188) • 这一观点的理论意义：超越简单化的“现 代/传统”对立和线性历史观
• 有必要全面检视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中国新闻 制度形成的历史（包括“软实力”/“外宣”的历 史！）——不能割断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来做研究 – 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 问题 – 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社会抗争的历史延续性问题 – 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中一些重要理论与 实践 （重庆卫视改革是否正是逼迫我们重新面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遗产？）
（3）重新嵌入社会（Re-embedding in the social terrain）
• 基于波兰尼的理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 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 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 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波兰尼把 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我调节的市 场”秩序的扩展和人类为避免这一秩序的扩展对 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做的努力和相应的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称为“双向运动” (double movement)。
• 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 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也就是 根本性的：生态事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文 化事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以上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 当下世界历史现实，它们展露了消费资本 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急切呼唤我 们开拓学术研究新视野
• 由于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信息资本主义 和网络社会时代讨论全球化危机和探索出 路的两个关键，坐拥人类唯一持续文明的 华人学者有担当起世界历史责任的义务与 条件 • 同时，由于传播学是1950年代美国冷战社 会科学的“重灾区”和1980年代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的“前沿”，中国传播学者的重 新思想解放比其他领域更任重道远
（2) 重新根植于历史 (re-rooting in history) • 历史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 • 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现 代性叙事：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 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 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史分析，希望“中国的崛 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 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2008年以来的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模 式无法解决其结构性的矛盾：正如加拿大 政治学家列欧潘尼奇（Leo Panitch）在美 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言：如果这 场危机只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那些认为 能在现有体制内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 不平等和周期性危机的改革家是我们这个 时代真正的浪漫派，而马克思才是更实在 的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