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璀璨的黎族文化发展状况

现代社会中璀璨的黎族文化发展状况

时间:2009年12月04日作者:陈英伦李成鹏点击:32次

黎族是已知的海南岛的先住民族，约有120万人口，其历史悠久且文化传统积淀沉厚。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对黎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状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有所改观，黎族文化研究领域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近年来更是出现了一批颇具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

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承担理论研究工作的黎族人士为数不多。因此，致力于黎族文化和黎族文学研究的多为汉族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期开拓方面，汉族学者的努力功不可没。但汉族学者的研究有时也会因为种种难以超越的限制，从而表现出其难免的隔阂。

首先，在一般情形下，汉族学者的研究依据大多是凭借现成的书面资料，这些资料在“转手”的过程中总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即使是从田野调查中直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往往也会因语言、观念和感受上的距离而产生误传、误记、误解。其次，汉族学者对黎族文化事象的把握，观照的角度是从外围切入，感觉和认识自然与本民族成员有区别，因而评价标准也不同。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民族心理问题。上述二因，在所难免地导致了论者们会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搬书过纸”、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的情况。

而在可能的情形下，由黎族本民族成员参与研究，则无疑会更加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这是因为本民族成员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从小受着本民族文化的滋养，熟悉本民族的心理特征，有着本民族的民族气质，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因此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事象资料把握时，所采取的观照角度、获得的感受和认识，以及显现出来的客观真实性和可靠性、民族性等，都是其他民族的研究者所不可替代的。

恰恰是在这一意义上，《远古》黎、汉两位作者的合作，诚如作者之一的王海在对话录中所言：“作为黎族成员，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所取的视角是从里往外看，而你作为汉族学者，则是从外往里看。这两种视角应该说各有长短。从外往里看，立足点会高一些，参照也会多一些，会有较多的感觉碰撞，从而易于形成思路的贯通，有助于对问题的发现。从里往外看，感性的东西多，感情的倾注也多，对现象的把握较为准确、深入，会更加贴近对象的实际。两种视角是不易互换的。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说是一种互补”（232页）。

确实，在《远古》中，两种不同视角的交汇，两种不同感觉的碰撞，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情状。其中，既有高屋建瓴的宽远的视界，也有切近实际的深透的把握；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铺陈；同时，更有独到的发现和开掘。

二

就目前已出版的有关黎族文化方面的专著看，这些著述多属方志、史料、文献汇编之类，学术性研究较少。而在有限的黎族文化研究专著中，能够超越对现象的平面介绍和描述，进而运用历史框架、理论观点加以提升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对黎族文化面临汉化以及全球化挑战的现代历史境遇的探讨则更少。

《远古》立足于“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观照黎族文化，在黎族文化的背景下观照黎族文学”，力图从“黎族文化生长期”、“黎汉文化交融发展期”、“黎族文化面临主流化与全球化时期”三个阶段来描述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在介绍黎族文化主要特征和概貌的基础上，探讨黎族文化的发展前景，追问黎族“族群”最重要的区分特征，探索黎族族群的“社会边界”以及“族群意识”涨落的现状；最后，试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为黎族定位。

基于此，作者以“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的黎族文化”为导论，以“面临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夹击的黎族文化”为结语，首先在体例构架上将黎族文化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宽阔的背景之中加以观照，进而在内容上从纵向描画出黎族的起源及社会历史进程、黎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黎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和传承、黎族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跨越；从横向论述了黎族的原始宗教、传统艺术、民间习俗，黎族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并在对黎族文化特征的描述上，在对黎族文化现象全面深入的把握中，注重将之置于现代社会背景中进行思考，发掘出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譬如：

———“在黎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就与对抗、紧张、征服绝缘。这种来自远古的自然亲和力，在现代世界弥足珍贵。”

———“黎族宗教原始淳朴，……一份敬畏之心，充溢着他们的情感。现代人的一任欲望宣泄，正是由于少了一份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对心灵的敬畏，对道德的敬畏。”

———“黎族女子拥有人身自由，其作为世界‘另一半’的‘女性自由’以及决定自我命运权力范围为世界许多民族所不及，……黎族‘女性自由’内容，对现代男女两性紧张而对抗的关系，应有缓解和启示作用。”

三

与通常那些主要依靠现成书面资料开展研究的黎族文化专著不同，由于作者得天独厚的优势组合，《远古》占有着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使得《远古》的论述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

譬如，在谈到黎族人原本都有自己的黎族姓氏，后来却因汉文化影响而普遍使用汉姓的情形时，作者之一的王海插入了一段其父亲和堂叔60年前在战争年代立功受奖，因不知自己的汉名汉姓而闹了笑话的逸事作为佐证：“部队召开庆功大会前，两人又聚在一起。忽然堂弟问笔者父亲：‘哥呀，我们是姓什么的啊？’笔者父亲答：‘我们姓王呀。’堂弟‘哎呀’一声，直拍脑袋：‘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姓陈！’于是匆忙去找首长改姓，否则大会开始后上台领奖，真是要‘王’冠‘陈’戴了。”而在谈到黎族有严格遵守族外婚的习俗，有血缘关系者是绝对禁止通婚时，作者也插入了一段生活实录：“笔者老家琼中什运的习惯是相隔十几代都不能结婚，这种规范直至今天仍须遵守。十余年前，笔者有个在外工作的叔伯兄弟曾与一琼中毛阳籍女子相爱，都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回去与老人汇报，老人就扳起指头算起来，结果算来算去就把叔伯兄弟的这段姻缘给算掉了。”类似的亲历、亲感式的描述在《远古》中随处可见，使之对黎族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描述更具有生动性和可读性，对问题的分析论述更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

由于该书作者身份的特殊，也使得该书对黎族文化和黎族文学现象的把握较之于其他同类著作更为直面现实，也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譬如，对黎族当代作家的创作评价，一般的论者鉴于黎族当代文学起步较晚，从正面进行鼓励者居多。而《远古》在客观地肯定了当代黎族文学创作在特定层面上显示出来的特定意义，肯定其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的同时，更是立足于对自身的反思和对主流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积弊，尖锐地指出了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症结所在：一是黎族作者普遍习惯以汉族作家的创作为蓝本、以流行的主流文化观念为评判标准，因而迷失了自己；二是在通常情况下，但凡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每每都会被当作文坛风景线上的一抹点缀，或文坛画幅上的一道花边，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趋同现象的原因之一。《远古》认为，黎族文学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这是黎族文学存在价值的根本显现。而何为民族特色？那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生活展现，特别是特定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发掘和把握。所以，作者在呼吁有关部门对黎族作者进行切实的帮助、支持和引导的同时，更强调黎族作家要有自审意识和自省意识，勇于面对自己的民族，勇于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那些优秀的和落后的传统。而何为优秀，何为落后，不能以别的民族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汉族文化的标准作为尺度，必须要有自己切合本民族社会生活实际和民族共同心理的辨识和评判。只有真正寻回自己才能超越自己，才能显现出自己民族的文学特色，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黎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