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与文化自觉

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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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

21世纪是一个蓝色的世纪，世界把目光再次投向海洋，人类“重返海洋”，进一步加深了对海洋带给人类的伟大意义的认识。

海洋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海洋在中华文明强盛时充当了文明辐射层的作用，中国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航海活动，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史就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史。从地域文明来看，不仅地中海爱琴文明属于海洋文明，中国环海疆域也带有海洋文明的性质。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即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与海洋一直有阻隔不断的联系。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栖息于地球上最广阔的亚欧大陆的东侧，东侧濒临世界最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及北部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海岸型国家，有着长达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岛屿和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近海面积超过470万平方公里。沿海一带的气候与资源条件又较为有利于海上活动，中国与海洋交往的历史极为悠久，中国的先民很早以前便开始和海洋打交道，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迹象。沿海先民主要靠拣拾海边的小型海产生物为食，过着拾贝拣鱼的生活。约4000多年前，东夷先民发明了“煮海为盐”，并把原始的蒙昧的航海发展到了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水平和空间。约3000年前，大汶口、龙山文化时代的东夷先民就把他们原始的由沿岸与邻岛之间的航海，发展到了较远的沿岸航行和跨越半岛之间或海峡的横渡航行，并进而远离大陆，在开放性的海洋上远距离漂航了。他们在沿海地带的文明创造、文化传播活动十分活跃，不仅“往若飘风”般横流渤海海峡，而且把早期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物证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精美的黑陶器具等，通过开放的海洋通道，传播到了遥远的地区。

夏、商、周三代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大融合，中国水陆交通事业获得重大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明史上璀璨夺目的因开放式竞争导致空前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1]伴随“铁器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航海技术已能用于大规模海洋运输、海上作战和海洋探险，在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观测、海上导航等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秦汉大一统，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社会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海、陆各产业与精神文

化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中华海陆文明在整体上得以崛起。“千古一帝”秦始皇，曾多次巡游大陆东方沿海，几次视察山东半岛并登临琅琊台，下令调运人力开发建设古琅琊港，促成徐福船队扬帆黄海及环渤海，打通了中朝、中日海洋文化的历史通道，把先进的中国青铜、铁器、丝绸、稻谷、农耕等文化、技术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促使日本列岛加快了由原始社会状态向农耕定居社会的飞跃。中、朝、日三国遂成为古代东亚汉文化圈中最早的文明国家。[2]徐福航海不仅开中朝、中日几千年友好关系史端绪，而且开辟了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航线，开拓出了东亚海洋文化历史的新局面。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高度重视海洋开拓，使西汉时中国海陆文明的整体实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汉武帝曾七次大巡海，着力开发海上交通，打通了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北仑河口的万里海疆大航线。北从山东半岛跨越黄海通向朝鲜、日本，南从广东番禺经合浦、徐闻跨南海通达印度和斯里兰卡，由此，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风帆的改进和船尾舵的发明，加上天文导航术、季风航海术、地文航海术和海洋潮汐、海洋科技知识的掌握运用，使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范围大大拓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世界海洋文化大国地位。唐、宋、元三代，由于政府鼓励中外海上交通贸易，实行博大、恢宏的开放、开发韬略，海外交通和文化传播与交流走向全盛时代。泉州与亚历山大港构成了世界东、西方两个最大的海港城市。著名学者李约瑟曾写道，中国人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多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军在公元1100～1450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3]

从元代至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海洋文化空前繁荣。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巅峰。

中国海洋文化真正走向封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航海业的冲击，特别是在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被淘汰，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几乎已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文化方面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二中国海洋文化传统的价值认同

我们看到，从远古中华海洋文化的形成时代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至少在长达4000多年的世界文明史长河里，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始终与东亚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并走向兴盛和繁荣，息息相关、共生共荣，并对欧洲、美洲、大洋洲乃至全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国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对外和平的开放性，对外扩展的探险性和恢宏的“拓边精神”，这种精神又自始至终与和平利用海洋大自然、友好沟通海内外一切国家、地区和

民族形影不离，从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海洋事业的传统。[4]这种传统不应成为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负担，而是应成为中国走上海洋强国的强大动力。

相比之下，在爱琴海诸岛及周围沿海陆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被称之为“海上文化”或“海洋文化”。爱琴海特殊的海洋环境，成就了古代希腊的灿烂文化。希腊文化带有鲜明的海的性质和特征，如航海技术、海上商业和贸易，甚至连奥林匹斯神系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观念的产生，也无不与海上争夺密切相关。[5]15世纪末，欧洲人走出地中海。自此世界的历史风云激荡，各个国家难以避免地成为海洋世界中的岛礁，要么影响时代的潮水，要么为时代的潮水所侵蚀，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也留下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发展轨迹。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保持深层结构的不变。海洋性是中国历史人文多样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6]杨国桢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农业人文、游牧人文和海洋人文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人文类型”。[7]这三种人文类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小系统，它们被整合在以农业文化为核心的大系统中，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组成中国文化一个大的系统，海洋文化自组成一个小的系统。如同农业人文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的海洋先民们经历了从东夷、百越到沿海汉人的转换。“中国古代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始终没有被割断，只是表现时强时弱而已。汉唐以来，海上交通、海上贸易、造船和航海技术、海上捕捞和鱼盐制造，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8]

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历史上就具有大陆文化与海湾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内敛文化与开放文化的兼有兼容、互补互动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机制。正如曲金良教授谈到的，所谓中国的“闭关锁国”“封海禁洋”主要只是在明、清两代的多个时期中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做出的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一定是“最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海洋的必然走向，就如同西方中世纪选择了禁锢与封闭同样的道理。[9]没有哪一国注定强大或是落后，注定开放或是闭锁，崛起或是相对落后只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必然表现，而这种不平衡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海洋将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新领域和最广阔空间，是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三大危机的所在。中国是个海洋大国，古代就有“环九州为四海”“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记载，海洋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半壁疆域。[10]因此，中国当代海洋文化建设，既不是单纯地赶超西方国家，也不是简单地恢复中国古代航海的辉煌，而是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