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动物考古学历程

简述中国动物考古学

发展历程

姓名：李文艳

年级：2011级硕士研究生

学号：2011122063

动物考古学，译自英文Zooarchaeology，又称Archaeozoology，是动物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早在19世纪前期，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就开始于欧洲。研究对象是人类各个历史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目标是认识古代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动物种类，复原古代自然环境，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某种行为[1]。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是均变论，均变论是地质学家C.莱尔于19世纪30年代提出，他认为地球的变化是古今一致的，在地壳中所发现的古代生物遗迹，在其种类和变化程度上可能同现在正在进行的变化类似，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2]。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理论、方法和实施程度等方面与西方相比，仍显得比较薄弱。本文试图在袁靖老师《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3]一文的基础上，对我国新石器以来动物考古学研究历史做一个概述，并补充近二十年中国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从而对我国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就我国当今动物考古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阐述一下个人观点。

发展历程

一、建国前

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裴文中和德日进等中外学者开始做动物考古学研究工作。1936年，作为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的杨钟健和德日进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4]，从而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序幕。

鉴于当时中国开展动物考古研究工作较少，又恰巧是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我国动物考古工作在其后20年余年间没有明显的发展。二、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有恒和韩德芬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5]一文，重新开启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大门。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周本雄研究员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不少收获。该时期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特征有如下3点：

1、该时期我国考古学基本沿袭了20年代由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学的范例，专注于关注器物与文化类型的分型与比较。动物骨骼不像陶器那样具有明显的断代特征，不能满足考古学的现实要求，因此无论是田野考古工作中出土动物遗存的收集工作，还是动物考古研究的室内整理工作都得不到考古学家的重视。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是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人员，但人数较少，只有李有恒、韩德芬和周本雄等几位学者。该时期动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6]。

2、该时期动物考古研究报告共发表几十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7]、《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8]、《大汶口》[9]动物骨骼鉴定报告等。动物考古鉴定报告的体例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既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又对遗址古人类活动和古环境进行论述。以《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10]一文为代表，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遗址及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简要概述；第二部分是对动物遗存的鉴定描述，研究者鉴定出了动物种属，并将其分为驯养及可能驯养的动物，狩猎来的动物，可能是较晚时期侵入的动物三大类。研究者按动物种属挑选典型标本，对动物骨骼形态及尺寸大小进行详细描述。特别是，研究者在第二部分对猪等部分动物的年龄结构进行了推测分析，这是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与尝试。第三部分研究者对遗址古环境和古人类行为活动进行了相关论述。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比较详细的动物骨骼研究报告，注意探讨古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提出许多新观点，文章体例和研究方法对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动物

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现今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主要的编写体例。

第二类是仅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在报告中只列举动物的名称，描述部分典型标本，不展开其它讨论。这种编写体例在以后几十年中仍有存在。

3、该时期我国动物考古研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未对所有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收集与研究。此外，我国动物考古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严谨科学的动物考古研究规范。不同研究者在不同研究目的的引导下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研究员从美国做完访问学者归来，发表《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11]和《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12]两文，开启我国动物考古学快速发展的大门。该时期开展过动物考古研究的考古遗址近200处，研究工作已经涉及到全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研究报告涉及的遗址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晚的也包括清代。该时期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特征有如下6点：

1、研究内容百花齐放。祁国琴研究员发表的《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文，就研究内容及材料的处理方法提出了以下9点认识：恢复和重建古代居民居址附近的自然条件，包括古气侯和古生态环境；研究古代居民狩猎的对象和狩猎技术、对食物的选择以及加工食物的方法；研究遗址长期性或季节性居住的证据；研究古代社会结构和居住情况;研究古代宗教或祭祀用的动物制品及禁忌物；研究古代的贸易情况；研究手工制品和天然原料的来源；研究家畜饲养；在发掘和整理时对骨头的采集处理方法[13]。这篇文章拨动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者的视线，是中国动物考古国际化趋势发展的导火索。

该时期我国动物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举例如下：

中国及世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回顾。除了祁国琴研究员《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文详细介绍了欧美动物考古学研究现状外，90年代开始以社科院考古所袁靖研究员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此类文章。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袁靖研究员发表的《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14]，第一次对中国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进行较详细的梳理。研究者将中国动物考古学分为二个发展时期，分别是开始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形成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15]）。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袁靖研究员发表的《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16]一文，研究者结合前几十年我国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对动物考古这门学科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进行论述。研究者认为中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理论都是大同小异的，以均变说为基本理论，研究目标包括认识古代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动物种类；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某些行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对资料的采集和处理方法、资料的测量和统计方法、动物骨骼上的人工及埋藏因素、骨角器的材料与制作都进行了详细的举例与论述。该文使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拥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研究目的和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摆脱改革开放前那种随意性、不科学性的研究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1988年祁国琴研究院发表《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17]一文，这篇研究报告首次使用最小个体数的概念，对动物遗存进行量的统计，并统计出各类动物在全部动物遗存中的比例，从而摆脱了“较多”“较少”等模糊语言的描述方法。此外，200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乐、高星研究员发表了《动物考古学中量化单元的概念与意义》[18]一文，研究者通过对贵州桐梓马鞍山遗址动物骨骼研究中的典型案例和相关分析，对动物考古学中量化单元的作用和如何恰当地加以应用进行诠释。

古环境的探讨。该时期发表的动物考古研究报告绝大多数都进行了遗址古环境复原研究，某些文章甚至会涉及到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出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