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西北风_到_中国风_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Ｊ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

“西北风”是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文化界普遍兴起反思和寻根意识的社会背景下，音乐创作者和演唱人员追求与先前缠绵阴柔的港台流行歌曲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量采用陕北黄土音调，同时借用流行于欧美的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粗犷豪放的流行音乐风格。此类型的

作品以《信天游》

（刘志文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等歌曲为代表。因其文化特征符合了当时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风格。

“中国风”这个词本身的文化指向较为宽泛。本文中特指产生于本世纪初，在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陷入困境、歌坛缺少领军人物、市场疲软的状态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周杰伦、王力宏等一批创作型歌手，借鉴风靡于欧美的Ｒ＆Ｂ、Ｈｉｐ－Ｈｏｐ②音乐为主要风格进行创作、演唱，引起新的流行热潮后，他们进而在一些作品中加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并使

用文、白兼杂的歌词，使作品产生一种具有中国古典意蕴审美感受的歌曲风格。主要代表作品有《东风破》（方文山词、周杰伦曲）、《发如雪》（方文山词、周杰伦曲）、《花田错》（陈镇川词、王力宏曲）等。在商业运作、青少年民族意识复苏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曲风被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广为追捧，也使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创作者、演唱者纷纷跟风效仿，现已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音乐风格。

“西北风”和“中国风”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流行音乐风格。从音乐本体上来说，二者都是在欧美流行音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因其所处年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异，两者文化属性存有一定差异。从社会文化环境各因素对两种音乐风格文化特征造成的影响的解读、分析中，笔者试图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

展得到一些新的认识。③

笔者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听众欣赏趣味、创作者的观念意识三方面对二者的文化存

●赵朴

从“西北风”到“中国风”

①

———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关键词“西北风”和“中国风”是分别兴起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本世

纪初的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流行音乐风格。两者都在借鉴欧美流行音乐表现技法的同时主动加入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演唱，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两者的文化属性又存在差异。通过对这两种典型音乐风格进行文化分析，或可就社会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产生的作用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西北风；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流行音乐

作者简介：赵朴（１９８２～），男，河南大学艺术学院２００５级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生在读。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３

・大学生研究生学术园地・

中图分类号：Ｊ６０９．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４９９（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９２－０５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２６卷第１期

Ｍａｒ．２００７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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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风”到“中国风”——

—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在方式进行分析。

一、文化环境、社会心理

对流行音乐产生的影响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仿佛一间封闭的屋子打开了一扇天窗，各种各样已经淘汰或正在时髦的西方现代思潮纷至沓来。不管对这些“洪水猛兽”是惊恐还是新奇，人们都逐渐解放了禁锢已久的思想观念。但到了８０年代中期，改革伊始的热情有所冷却，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大众失去了心理平衡，“前进与后退，改革与保守，对传统的留恋和批判，种种复杂的情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张力”，［１］（Ｐ１３４）这集中反映了躁动不安的社会情绪。文化艺术界在放眼世界、回顾历史后，将对社会现状批判和反思的目光“投向并集中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上。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都以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努力植根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为典型特征，这就是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普遍兴起的‘寻根’意识”。［２］

这种文化界整体的反思、寻根意识，在文学界以阿城的小说“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等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家、作品为代表；文学理论领域也相继有《文学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等文章发表；美术界出现了１９８５年一批年轻艺术家出于对官方色彩浓郁的全国美展的质疑而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电影界更是轰轰烈烈，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天明导演的《老井》、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等影片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还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从而把文化界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推向了高潮。

当然，“西北风”流行歌曲对文化思潮的反映，以及因其契合了社会心理而造成的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黄色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西北风”立意于黄土高坡，立意于黄土高坡上嘶喊的信天游，立意于西北人心中热恋的故乡，更不用说电影《红高粱》中三首纯正的西北风味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颠轿歌》，歌中浓烈的乡土气息让人们一下找到了久违的文化归属感。这当中少不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我的故乡并不美”，《我热恋的故乡》一开腔就极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打翻了从“那十年”（文革）持续到“这十年”（改革开放）的盲目自尊。［３］（Ｐ９）“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又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家园深深的热爱，要以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四化建设当中的豪迈情感。

“西北风”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契合，加上民族风味的“黄土音调”和强劲的节奏特点，配以激越的喊唱，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不可遏止的火爆起来，最终

成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性音乐风格。

“西北风”的热潮退去后，港台流行音乐继８０年代初邓丽君、刘文正等风靡大陆后再度成为中国流行乐坛的主要力量，大陆虽也相继出现了《渴望》《一封家书》《涛声依旧》等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但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多种原因难以再次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音乐风格。港台流行音乐本身就有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老上海流行音乐的“家底”，加上拥有地理位置的便利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使之容易构建音乐产业链，也容易接触吸收到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创作理念。大陆流行音乐界也从港台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如商业包装、运作规范，歌曲创作、演唱、制作方法等等，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可遗憾的是大陆流行音乐从港台那里得到最多的恐怕还是成品：大量的音像制品和大批的港台歌星。到了２０世纪末，港台音乐产业的隐忧和创作的疲软暴露无遗，佳作贫瘠，“偶像真空”，使得以明星包装为主要运作模式的流行乐坛一筹莫展。

２０００年，台湾歌手周杰伦以充满时尚活力的Ｒ＆Ｂ曲风横空出世。仅用了两年，周杰伦就被媒体捧为歌坛“小天王”，红透大江南北。其时尚的Ｒ＆Ｂ曲风和动感十足的Ｈｉｐ－Ｈｏｐ说唱给听众很大的新鲜感，引发了新一轮的追星热。其他的唱片公司和歌手也没有坐而视之，群起效尤，很快形成了以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等一批Ｒ＆Ｂ歌手为代表的“新生代”。

Ｒ＆Ｂ音乐风靡华语乐坛是有其必然性的。Ｒ＆Ｂ音乐是产生于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美国黑人流行音乐，因其音乐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仍保持着很强的时尚活力，终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风靡世界流行乐坛。港台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有着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在欧美持续不断的文化工业产品输出和日韩娱乐文化热潮的双重作用下，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吸收了这种音乐形式并加以改造，最终形成本土的Ｒ＆Ｂ音乐创作、演唱群体。

流行文化总是喜新厌旧、求奇求变的。历经了近三年Ｒ＆Ｂ歌曲的狂轰滥炸之后（甚至还应包括更早就流入我国的日、韩舞曲），听众的忍耐虽然还未达到极限，但对市场反馈非常敏感的周杰伦们已经捕捉到些许抱怨的声音了。变化势在必行，惟一的问题是：方向？２００３年，周杰伦首先给出了答案——

—“中国风”。周杰伦本人并没有在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中国风”的概念，但他的专辑《叶惠美》中的《东风破》却足以称得上是对“中国风”概念的完整表述了。他后来的作品《发如雪》《千里之外》《菊花台》，以及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喆的《苏三说》、后弦的《西厢》等一批作品的问世，使“中国风”迅速占领市场，形成一股新的流行势力。

“中国风”成为Ｒ＆Ｂ音乐在中国乐坛的一个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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