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商务文化差异

（一）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个人本位的竞争观与群体本位的和谐观的差异:

西方从事商务工作的人员具有很强的个人奋斗意识和竞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通常个人也有足够的权利来处理各类日常和突发事务。企业鼓励雇员个人奋斗，不断创新，个人能力是以个人的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将个人能力与企业报酬和补偿结合为一体。

而中国的企业文化往往更加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个人的成就由企业和国家共同分享。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个人的能力如何出众，而是看个人为企业和国家的公众福利事业作出了多少贡献。和谐作为一个极具深刻历史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表现为公平、均富和稳定。

（二）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大的国家，权利距离大，社会等级分明，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接受程度低的国家权力距离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虽然在美国的《人权宣言》中早就赋予了“人类生来平等”的基本思想。而事实上，每种文化中的所有个体都不能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因其个人财富、年龄、性别、教育、体力、成就、家庭背景和职业等等而享受不同的对待。不同的是，在“高权势距离”文化中，每个人按照社会等级次序都有自己所受保护的地位，社会等级制度和不平等是合理而有效的，权威有权为任何目的而使用任何手段。中国等东方国家属于“高权势”文化。而所谓“低权势”相信社会应尽可能缩小等级差异，人们要敢于挑战权威，消除等级制度，只有在出于法律的目的才可动用权力。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属于“低权势”文化。

在调节和处理商务纠纷方面，中国人习惯于回避法律，着重从伦理道德上考虑解决。一些人重吏治，轻法制，习惯于“后台”交易，认为这种“摆平”方法理所当然。商务纠纷发生，首先希望赢得舆论支持，不习惯利用法律。西方人恰恰相反，更多从法律上考虑问题，惯用法律手段处置纠纷，不以良心和道德为转移。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他们非常重视契约的精确性，也非常尊重契约的权威，契约一旦生效就会严格执行。可是在东方文化的传统中，更注重的是信誉和信任。而这种差异的背后实际是价值观的差异，是重规章制度还是重人情的差异。

在如何对待雇员与企业的关系方面，西方企业注重法律、注重契约的观念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合同或企业规则以及既定的工作计划程序和规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企业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可以有权取消所有不成文的规定。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与和谐。

（三）不确定性规避

所谓不确定性规避就是指人们忍受模糊或者感到模糊和不确定性的威胁程度。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弱“不确定规避”文化易于容忍非传统的行为举止，善于通过不确定因素和模棱两可的局面来应对压力和不安的情绪，所以人们在沟通中更加积极主动，灵活性也更强，而且在交流中更能应对自如，像这样的国家有丹麦、牙买加、爱尔兰和美国等等。而在强“不确定规避”文化中，人们习惯生活在确定性强的环境中，追求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认为变革会带来动荡不安环境，并把规避冒险作为其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国家有希腊、葡萄牙、乌拉圭、日本和中国等。应该注意的是，不确定性规避应区分具体的领域（或指向），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四）男性度与女性度

男性度与女性度主要用于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比如在男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成功的尺度就是财富功名，工作优先于其他职责，人们崇尚用一决雌雄的方式来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公平、竞争，注重工作绩效；而在女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生活质量的概念更为人们看中，人们一般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平等、团结，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占有，而是心灵的沟通。研究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文化柔性较强；日本和奥地利文化刚性最强。美国是男性度程度较强的国家，企业的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

（五）高背景文化与低背景文化

又叫“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在跨文化沟通中，强环境和弱环境文化涉及沟通与沟通环境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强环境文化中交流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者蕴涵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或者内化于交流者自身，相对地说，语言本身负载较少的信息量。这就意味着，在强环境文化中，环境（包括形体语言）比言语更能表达交流者的意思，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有时“没说出的”要比“说出的”更为重要。而在弱交际环境文化中，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量的大部分由显性的语码负载，即直接用言语表达和传送，相对地说，只有少量的信息需要通过环境来表达。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悬殊的。中国文化属于强交际环境文化，西方属于弱交际环境文化。在跨文化沟通和交流中，表现为言语对话、非口头语言沟通、空间距离、时间观念等等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交际时重“意会”，而美国人交际时重“言传”的缘故。所以，中国人往往含蓄、内隐，反应很少外露，人际关系紧密，时间处理高度灵活；而美国人往往外显、明了、反应外露，人际关系不密切，时间高度组织化。

（六）时间价值取向

时间价值取向是指某一文化成员对待时间流逝所持有的价值观，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另

一个层面是对时间的利用，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多件事。

中国文化关注过去和现在，较少注重未来；美国文化则很少关注过去，主要着眼现在和未来。在以过去为导向的文化中，过去的经历和发生的事件是最重要的，所以人们要尊重传统和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药方”总是正确的。在以将来为导向的文化相信明天或者将来的某一时间是最重要的，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履行而履行，而是为了将来潜在的利益。

欧美有许多国家便属于这种重视将来的文化。时间价值取向的不同反映在商务活动中，美国人更讲究计划性，时间观念很强，视时间为有限的资源。

二、中西方商务文化的差异成因

中西方商务文化存在着差异是不争之事实，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有目共睹。因此，对中西方商务文化的比较研究其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差异的根本原因，这样才有利于人们自觉地以平等宽容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去直面差异、从容应对。

笔者认为商务文化是人类为社会生存和发展在设计、生产、经营和消费商品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商务文化是人类社会商务实践的产物，脱离了具体的商务运作环境，其文化功能就无从谈起。人类的文化传统、生存的文化环境、文化模式等，都会对商务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