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理学的兴起及其集大成的人物——朱熹
汉代登上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的强烈冲击，学术旨趣越来越下降，仅靠官方的提倡和选士的激励，才能维持在学校教学中的垄断地位。

尽管唐代韩愈等人高呼捍卫和发扬儒家道统，但儒学要想重振，必须自身有一个新的发展。

这一发展是在宋代实现的，这就是理学的产生。

开理学之先河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1017一1073年），他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创造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成为理学的本体论。

张载（1020一1077年）和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分别从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阐述了理与气、道与器的因果关系，并涉及到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构成理学的基本范畴。

南宋中期以后，朱熹(1130-1200年)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

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统治学说。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

父亲朱松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熹从小深受父亲教诲，成年后又师从父亲的同学李侗，故深得程学真传。

同时又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思想，形成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

朱熹18岁就考中进士，担任过不少地方的官职。

宁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讲，但很快就被免职，后来还被列入伪学逆党，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赠为中大夫，谥号“文”。

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地方任职时总是重视教化，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

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教规的范本。

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二、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

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

“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

“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是第二性的。

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

“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穷尽天理。

这样，朱熹就把封建的人伦道德神圣化、永恒化。

可见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自然万物(即“气”)都包含着一定的“理”，依靠这种本能的“心灵之知”，就可以接触体认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即“理”)，这个过程就叫做“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

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

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

他说：“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

”“性即理也”。

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

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秉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

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 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

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

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

”这是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性三品的学说。

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

“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

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朱熹建立在理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作用论，既吸收和归纳了先儒的观点，又更为系统和精密，将封建纲常推崇得更为深刻和神圣化，因而深受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

三、论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
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的基础上，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

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

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

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

小学以“教事为，具体说，就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就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朱熹编写《小学》一书，汇集古代圣贤“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伦道德主题分立纲目，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等，内容包括名儒的格言和前人的典范事例，对儿童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

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

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

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

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

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四、论教学和读书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体认客观事物。

朱熹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学习的首要内容自然还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聚着天理的精蕴。

朱熹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

”读圣贤之书并非一般的增知识、长见识，而是要体认天理，朱熹概括为读书穷理。

他说：“为学之道，莫先欲穷理。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读书之法，莫贵欲循序而致精。

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六条的内容如下：
1. 循序渐进。

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

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

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

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治学应该坚持不懈，
不断长进。

其三，循序渐进还体现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

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 熟读精思。

朱熹强调读书必须反复阅读，在遍数上不能打马虎眼。

不仅要能够背熟，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一认得，如同自己作出来底一般”。

熟读是精思的基础，要对书中的名物训诂，都要一一领会。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

3. 虚心涵泳。

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

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这样是学不好的。

4. 切己体察。

也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

读书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自身修养的提高上，这是儒家提倡“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

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是为了获取教训别人的材料，也就丧失了本义。

5. 着紧用力。

读书学习一定要抓紧，要努力。

朱熹比做“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不进则退。

读书又是细致功夫，不能蛮干。

他以鸡抱卵为喻，急躁是不行的，而且过冷孵不出来，过热又会死。

为此，他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读书原则。

要考虑到熟读精思的高标准需要，总的读书期限不能安排得过于紧凑。

而一旦进入学习阶段，就绝不能放松，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6.居敬持志。

朱熹视为读书的“致精致本”，关键还在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

“敬”就是端正态度，诚心诚意、兢兢业业地去做，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读书也不例外。

而居敬a则还有专静纯一、持之以恒的意思。

“持志”即有坚定志向。

朱熹指出：“立志不定，如何读书？”要保持努力学习圣贤之道、修身复性的志向，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

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自然句句是真理，读书的目的就是穷理，而穷理的目的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掌握知识仅在其次，也不可能涉及质疑和问难的原则，不重视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封建正统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也遭到后来不同学派人士的批评。

五、论教师与教学
“存天理，灭人欲”归根结蒂是个人修养工夫，朱熹认为学习主要靠学者自己努力上进，自求自得。

他对弟子说：“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

”这是激励的话，不是说根本不需要教师。

但教师应该发挥引导的功能。

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

”教师的作用在于;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

重点抓学习的开头和结尾。

教师的任务在于：“作得个引路的人，作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
在德育方面，朱熹主张教育者应以正面引导为主，尤其是对儿童，更应少说那不该做的事，以免起反面诱导作用。

他指出：“小学书中，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尽量多作积极的指引鼓励，少作消极的禁止申斥。

因此，教师要晓之以理，并以身作则。

他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如果学生明白了道理，并且能自觉地身体力行，那么，也就用不着由别人给他们制定种种规矩禁令了。

这些原则都是很有价值的。

来源：《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