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理学的兴起及其集大成的人物——朱熹

汉代登上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的强烈冲击，学术旨趣越来越下降，仅靠官方的提倡和选士的激励，才能维持在学校教学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唐代韩愈等人高呼捍卫和发扬儒家道统，但儒学要想重振，必须自身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宋代实现的，这就是理学的产生。

开理学之先河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1017一1073年），他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创造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成为理学的本体论。张载（1020一1077年）和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分别从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阐述了理与气、道与器的因果关系，并涉及到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构成理学的基本范畴。南宋中期以后，朱熹(1130-1200年)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统治学说。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朱松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熹从小深受父亲教诲，成年后又师从父亲的同学李侗，故深得程学真传。同时又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思想，形成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8岁就考中进士，担任过不少地方的官职。宁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讲，但很快就被免职，后来还被列入伪学逆党，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赠为中大夫，谥号“文”。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地方任职时总是重视教化，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教规的范本。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二、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是第二性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穷尽天理。

这样，朱熹就把封建的人伦道德神圣化、永恒化。可见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自然万物(即“气”)都包含着一定的“理”，依靠这种本能的“心灵之知”，就可以接触体认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即“理”)，这个过程就叫做“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

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他说：“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秉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 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这是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性三品的学说。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朱熹建立在理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作用论，既吸收和归纳了先儒的观点，又更为系统和精密，将封建纲常推崇得更为深刻和神圣化，因而深受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

三、论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

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的基础上，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以“教事为，具体说，就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就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编写《小学》一书，汇集古代圣贤“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伦道德主题分立纲目，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等，内容包括名儒的格言和前人的典范事例，对儿童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四、论教学和读书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体认客观事物。朱熹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学习的首要内容自然还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聚着天理的精蕴。朱熹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并非一般的增知识、长见识，而是要体认天理，朱熹概括为读书穷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欲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欲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六条的内容如下：

1. 循序渐进。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治学应该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