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素英】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第20卷　第4期

2007年8月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Vol.20　No.4August 2007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曾素英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收稿日期:2007205210

作者简介:曾素英(1979-),女,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要: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关键词:佛经翻译;倾向;直译;意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4-0556-03

佛经翻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佛经翻译是由梵语译入汉语,译作种类繁多,其间翻译大师辈出,如汉桓帝时的安世高、三国时的支谦、晋代

的道安、符秦时代的鸠摩罗什、隋朝的彦琮和唐朝

的玄奘等。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

衡量译文的标准。“文”与“辞采”,即修饰译文,使

之通达;“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文”与“质”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译”与

“直译”[1]。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史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下面将从什么是直译和

意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起,进而阐述两种译

法在几大译师译文中的应用与体现。

一、“直译”与“意译”的含义与关系何谓“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在我国古代,论述译经之道的人并没有提出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因此,在我国佛经翻译中存在的这两种倾向,将之称为直译和意译,还不如遵从当时的习惯说法,称之为强调“质直”和强调“文饰”的两种倾向更合适一些。把翻译中这两种方法称之为直译和意译大概始于清末明初。茅盾1934年在《直译、顺译、歪译》一文中曾经说:“直译这个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1980年茅盾在《〈矛盾译文选集〉序》中又一次谈到这件事:“‘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用白话文翻译……‘直译’这名词,就是在那时兴起的。”

[2]

茅盾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说:“直译的意义

若就浅处说,只是‘不改变原文的字句’;就深处

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和风格’。”[2]

他又说:“我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

”[2]而朱光潜的观点却有很大不同,有点像“逐字翻译”:“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2]

关于意译,朱先生如是说:“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

第。”[2]

也许到目前为止,对直译和意译的最佳界定莫过于许渊冲先生,他说:“直译是把忠于原文

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

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

是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

文形式的翻译方法。”[3]61不难看出,两者只是大

同小异,都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是忠于原文的形式还是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译和意译的关系是什么?首先,直译和意译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种翻译方法。在一切翻译活动中,直译和意译尽管方法不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和所要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其二,直译和意译是在传译活动中兼用的两种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方法的出现和相互关系

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语言的性质和几种语言对比的特点所决定的。翻译时,须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一味地追求其中哪一种都是不可行的。事实上,综观我国佛经翻译,有的倾向直译,有的倾向意译。总之,没有完全的直译和意译,都是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灵活选择。弄清楚直译和意译的含义和关系对我们研究佛经翻译很有帮助。其实,所谓的直译和意译并不是对立的翻译方法,两者都蕴含着翻译的真谛。只要真正具备了文学翻译家的资质,一切方法都能为我所用,以求译文的完美,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自己。

二、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

我国的翻译事业最初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东汉时代,天竺人摄摩腾、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现存佛经中最早的译本。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翻译力量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释道安、鸠摩罗什和玄奘。纵观佛经翻译,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4]243

(一)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东晋道安对以前的译文进行了校录和整理工作。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他是主张直译的,译文不增不减,只在词序上作些调整,认为简略而不象原文那样繁复的译文,其实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采取这样的原则,即经文的文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译大乘经可以“文”一些,译戒律就非“质”不可。至于毗昙一类,有一定的格式,不能删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5]。他的理论对以后的翻译工作是有影响的,受到推崇的。以后经过南北朝许多译家的翻译,到隋代彦琮,在《辨证论》中对翻译工作又作了总结,还是赞叹道安的说法,把“五失本、三不易”看作是了不起的发现,认为“独禀神慧”、

“开通后学”。道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直译,这和当时的读者对象和社会背景也不无关系。

(二)鸠摩罗什的“天然语趣”

鸠摩罗什比较重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的译法虽然灵活,态度却

很谨慎。因此他的译文既准确又流畅。他的翻译情况,可以用僧肇《维摩诘经序》里的话来说明,“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即尽寰中,又善方言,死守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旨,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3]40。由于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鸠摩罗什力主译文不失藻蔚,保持原作语趣。其有关保持原作藻蔚的论述,不仅是我国翻译史上的千古妙论,而且独辟蹊径,为我国翻译史开了保持原作姿致语趣的先河。

(三)玄奘的“即须求真,又须喻俗”及“五不翻”

唐朝为我国佛教全盛时期,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3]59。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玄奘并称为四大译师,其中有两名出在唐代,所译佛经,在忠实原作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3]60。佛教史家把罗什以前的译经叫作“古译”,把罗什及其后的译经叫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让给玄奘。玄奘确实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新局面[6]29。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2]73。他译的经籍,不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而且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他的译文是倾向于直译的,而必要时又善于运用意译。据印度学者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等人研究,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6]31。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即须求真,又须喻俗”[7]。用梁启超的说法:“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轨也。”玄奘工作勤恳认真,他的译文质量是很高的。他制定了“五不翻”原则,即一秘密故,二含多义故,三无此故,四顺古故,五生善故[3]60。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所谓“不翻”就是音译,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秘密故”),多义词(“含义多故”),中国没有的物名(“此无故”),久已通行的音译词(“顺古故”),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生善故”),皆宜不翻,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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