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

读《马氏文通》札记

《马氏文通》是清人马建忠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语语法的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法学的诞生，它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马氏文通》全书共十卷，有两篇序言和一篇例言。该书可以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卷）正名，对文中出现的语法术语进行定义，明确它们的概念；第二部分（第二卷至第六卷）实字，马氏将名字分为五卷，它们分别是名字，代字，静字，动字和状字；第三部分（第七卷至第九卷）虚字，他将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其中介字和连字各一卷，助字和叹字合为一卷；第四部分（第十卷）句读，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句子系统，它包括顿，读和句。

作者马建忠称《文通》是“古今来特创之书”，作者在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的背景下，愈发感到本国教育制度的滞后性，他在序言里提到“汉文典籍难掌握”“孩童入学，终日伊吾，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财力，无不一一消磨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因而他试图归纳出汉语的语法规律，“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不逊于西人”，作者希望通过缩短孩童学习汉语时间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的这种救国图强的责任意识让人钦佩。我，们将在文中具体分析《马氏文通》的语言学观，语法体系及其优缺点。

一．马氏的基本语言学观

1.语言都有一套特定的语法规律，通过把握这些具体的语法规则来了解和学习这门语言。马建忠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反映当时汉语语言构成规律的语法系统，在序言中，他提到“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他的这种朴素的语法意识对于中国以小学为主导的语文学思想来说是一种挑战。早期对虚词的用法解释仍停留在训诂阶段，而语法体系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中国语法学从传统的训诂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语言之间是有共性的，通过中西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观察，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褒贬不一，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对西文文法的模仿。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此书系仿葛朗玛所作，先后次序皆有定程”。作者的模仿是基于对两种语言语法上存在共性的认识，这种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观在当时是十分进步和前沿的。文通对西文文法的模仿我们应该

有客观公正的判断。一方面，对西文文法的模仿在某些情况下会忽视到汉语语

言本身的事实，不符合汉语实际的语言表达规律。如将西方语法中词类和句法

成分一一对应关系的规则引入到汉语语法中，这给汉语词类划分带来很大的技

术上的困难。他存在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另一方面，马氏比较注

意汉语语法自身的特点。他较早地认识到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汉语虚词是表现语法形式的重要手段，他在介字一章中指出：“中国文字

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马氏能细心发现汉语语言规律，实则难能可贵。3.坚持句法观，马氏认为汉语语法体系是以句法为核心的《文通·例言》开宗明义：“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也。惟字之在句读中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马氏认为词和词的组合成短语和句子，词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决定了它的词类。《马氏文通》共十卷，正名一卷，实字五卷，虚字三卷，句读一卷，看似句读占全文的篇幅并不多，但句读理论是《文通》的核心，马氏主张句本位的。《文通》以很大的篇幅来谈词类，但马氏认识到词类只是句法的基础，只有明确词类的具体概念才能更好地说明汉语的句法结构。《文通》论句读卷十导语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概况，说明各卷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字类八卷实际上都是为句读理论服务的。

4.在词类观上坚持词类和句法成分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词经常充当的句法成分决定了该词的词类，如果其他词也来充当该句法成分就出现词类假借。例如经常充当语词的是动字，遇到名字，代字，静字，状字充当语词时，就说假借名，代，静，状为动字；名字经常充当起词和止词时，如果静字，动字，状字作起词，止词，就说假借静字，动字，状字为名字。《文通》中词类各处都涉及到词类假借这一说法，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又“依句辩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说。

二．《文通》的语法体系

我们可以将《文通》的语法体系分成四个子系统：第一，“字类”系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词类系统，马氏将汉语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第二，“词类”系统，即句子成分系统，词在句中充当起词（主语），语词（谓语），止词（宾语）等句法功能；第三，“位次”系统，名字和代字在句中所在的位次有主次，宾次，偏次等；第四；“句读”系统，即句，读，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句法系统。下面分别

来介绍。

（一）“字类”系统

马氏将汉语字类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四类，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各自的定义：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了解马氏词类分类的大致标准。实字和虚字两大类的划分主要依据意义标准，有实在意义的是实字，没有实在意义只是用以辅助实字的是虚字。在实字内部是按照意义的不同划分为五类，在虚字内部主要是按照词的句法功能来分类的，其中叹字的分类是按照意义标准来的。由此可以总结得出，马氏主要以意义标准来划分词类，再辅以功能标准，并且这两项标准不是独立使用的。例如马氏在分析动词时提出“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言其行之所发者曰起词”，动词即作谓词，这就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结合起来。马氏的双项词类划分标准奠定了今天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基本格局。

我们来比较一下马氏划分的词类和现代汉语（以邵敬敏版的《现代汉语通论》为例）划分的词类。马氏将词类划分成五类实词和四类虚词。现代汉语将词类分成十类实词和四类虚词，其中数词从形容词中独立出来，即马氏所说的“滋静”，将区别词从形容词中划分出来，将量词从名词中划分出来，将叹词从虚词中提出放入实词，同时增加了一类拟声词，在原有五类实词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五类共十类，虚词中移出了叹词，增加了一类语气词，仍四类。词类划分的这种变化从客观上分析是语言的历史发展变化，即旧的语言现象的消失以及新的语言现象产生。如在清代，数词仍是直接修饰名词，不需要量词的介入，但随着汉语白话运动的开展，言语习惯的变化，数词需要和量词组合起来共同修饰名词，因而数词和量词分别从形容词和名词中独立出来。

马氏在词类划分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将名字分为公名和本名，在公名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