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音乐对外的影响(荟萃内容)

唐朝音乐对外的影响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从唐代贞观年间开始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唐代中日音乐交流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重要的范本。从某种意义上说, 唐代中日音乐交流的历史是中国音乐的国际化和日本音乐本土化互相交织的行程。唐代音乐文化以兼容世界的胸襟建造了民族化的艺圣殿, 日本同样以融合唐代音乐艺术、并使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远见创立了，可以说，中日的音乐文化交流，使日本音乐极大地丰富和繁荣起来。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道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

一唐代音乐文化的概念与繁荣的原因

（一）唐代音乐文化的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所谓音乐文化是指：人类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与音乐艺术有关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写道：音乐文化包括诗歌、音乐与舞蹈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二）繁荣的原因

唐代音乐文化高度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唐代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有利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之下使得外来音乐文化精髓长期积淀、繁荣；第三封建社会国家统治者对音乐的喜好及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音乐的发展状况。

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具有很高音乐天赋的帝王，他有着多方面的音乐才能，擅长作曲、演奏以及指挥等，他创作改编了《小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唐代音乐机构建立的精细，如教坊和梨园都离不开唐玄宗在这方面做出的成就，他对音乐的挚爱使得音乐文对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唐玄宗个人在唐代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历史背景为唐代音的高度发达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二、唐代音乐对日本的影响

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展开音乐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国的唐代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到我国来，其中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他们在我国学习我国的音乐，并且又把我国的音乐带回到日本，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宫廷演出的、以燕乐为核心的经过加工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

音乐, 构成了日本雅乐的主体。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 这固然是两国间长期经济和文化往来的必然结果, 但也和中日两国关系和睦, 两国同处于统一、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深刻的关联。这一时期两国国内都处在相对和平繁荣的阶段, 在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和谐、积极、自主的文化交流氛围, 这使得两国文化呈现为一种健康蓬勃的气象, 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并深刻影响于中日音乐的交流与互动。在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方面, 唐代音乐打破了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对异国音乐和俗乐所采取的鄙夷的态度, 全面兼容民间音乐以及来自波斯、印度、朝鲜等异域音乐文化形态。对日本而言, 唐代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 在传入本国之后, 经过一系列的冲击、碰撞、吸纳和理性的融合, 在日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作用下, 最终成为具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特质、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日本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对唐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移植, 日本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对中国音乐的理解和会通, 实际上也已成为包括中华音乐在内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三、中日音乐的融会贯通

日本遣唐使没有选择在中国日渐衰落的宫廷雅乐，而是将正在兴盛繁荣的燕乐体系引进日本，日本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把从唐朝传入的燕乐称作唐乐。吉川英史曾经将其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有其独特的神道作为信仰对象，无需中国雅乐作祭祀音乐；另一方面可能是日本人对已僵化的雅乐缺少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在日本宫廷实际演出的生动活泼的歌舞音乐。

关于唐燕乐和日本雅乐，学术界已经做出了深入的研究

其一，形式上的差异：唐燕乐是歌、舞、器乐演奏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大型歌舞音乐体系；而经过日本平安朝乐制改革的雅乐，被分为管弦与舞乐两种形式，歌的部分被削弱了。

其二，在唐燕乐的传入中渐趋衰落，一方面可能由于语言的交流和传习在民族音乐文化转换过程中属于比较深入的范畴，不易在另一民族文化语境中普及；另一方面客观上证明了中日音乐交流可能呈现为音乐旋律和舞蹈语言先行的规律。

其三，曲式结构的对比：唐燕乐大曲，分为散序、中序、破三大部分，三大部分又划分为若干段落。而日本雅乐的基本曲式则由序、破、急等几个部分构成。

其四，唐燕乐的典型结构是融歌、舞、器乐为一体的大曲，充分展示音乐形态的规模、音乐结构的宏大和表现内容的丰富等。日本雅乐中也有大曲、中曲、小曲之分。据日本《舞乐图说》的解释，六人舞为大曲，四人舞为中曲，

二人舞和一人舞为小曲，这种根据舞蹈人数所作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对音乐形态本体的认知。此外，有的乐曲的构成是根据拍子变化来构成乐曲加以区分的。这部乐书指出了日本雅乐大曲和唐代燕乐大曲都是由序、破、急等几个基本部分构成，但日本音乐存在对唐大曲某些机械化的理解，显示出日本音乐家对于中国音乐的理解和民族化的转换还没有深入到内核部分。

其五，从演奏方式上看，日本雅乐与唐燕乐大曲各具风采。其中乐器构成是日本雅乐与唐燕乐大曲比较研究中耐人寻味的问题。唐燕乐演奏过程中动员的乐器种类十分丰富，仅坐部伎就使用多达26种乐器，而日本雅乐中的管弦，使用8种乐器，伴奏舞乐时则使用六种乐器。在唐燕乐大曲的乐器构成中，仅坐部伎就使用10种左右的外来乐器，中日两国对于乐器的理解不尽相同，日本音乐在规模组合的能力方面与中国音乐还有距离。

其六，从演出人数和规模来看，唐燕乐作为大型音乐形态，传入日本后其演出规模和人数逐渐缩小，为了适应室内演出的需要，最后大体上以6人、4人、2人的规模固定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雅乐已经将唐燕乐统一于日本舞乐的独特体系之中，成为日本化音乐的一部分。

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并使中国音乐走向了世界。在新世纪的今天，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我们在继承和发展祖先们留下的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文化，使中国的音乐在世界的舞台上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