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采购和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政府的采购和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政府的采购和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ROBERT J. BARRO AND CHARLES J. REDLICK

对于美国包括二战时期在内的年度数据，当年临时国防开支的估计乘数是0.4~0.5，两年以上的估计乘数为0.6~0.7. 如果国防开支的变化是“恒定”，乘数将高出0.1~0.2.。由于估计乘数明显小于1,支出的提高会对GDP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投资。

1.简介

2008-2009年的全球衰退和金融危机使我们注意到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他们经常强调在支出乘数大于1的前提下提高政府采购，这些政策通常还包括减税，以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财富效用），并通过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激励工作投入，生产，和投资（替代效用）。

对于政府采购和税收变化带来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他经济数据的实验性证据很薄弱。特别迷茫之处在于现存的文献正是甄别政府采购和税收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立作用的基础。

这项研究运用到美国长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从几个维度来支持现存的证据。支出乘数被认为主要来自于国防支出的变化，特别是战后的余波和国防增强带来的变化。税收效应主要来自于联邦和各州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工资税的平均边际所得税率新构成的时间序列的变化。

一部分的分析区分开了替代效应和财富效用，将他们分别归因于边际税率的变化和税收的变化。

第二部分讨论了美国从1914年起的政府采购数据，强调了区分国防和非国防的支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防支出的变化是十分戏剧性的。

第三部分讨论了Ramey的国防新闻的变化

第四部分描述了最新的从1913年至2006年的联邦和各州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工资税的平均边际所得税率的时间序列。

第五部分描述了Romer and Romer测量方法测量联邦税收外生的变化。

第六部分描述我们对于评估政府采购和税收以及其他变化对于GDP的影响的基本框架

第七部分表达了我们根据经验的调查结果。主要的分析包含了1950，1939,1930,1917年分别至2006年的年度数据。

第八部分总结了主要的结论，并通过额外研究提出了建议，特别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方案。

2.美国的政府采购的历史：国防与非国防

图1描绘了从自1914年起人均的国防或非国防支出（正常支出除以GDP平减指数），表示成与前一年的人均实际GDP的比值。国防支出的数据适用于联邦政府，然而非国防支出的数据适用于各级政府。主要的分析只考虑政府花费在货物和服务上，而不是运输和利率支付上的支出。为了得到一个长期的序列，我们必须运用年度数据，因为可信赖的季度数据只能得到1947年之后的。年度数据的限制避免了考虑季节调整的问题。

图1中黑色的图像体现了国防支出的变化中，与战争相关因素的变化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所占GDP的比重为10.6％，1942年所占比重25.8％，1943年所占比重17.2％，而在1944年仅占GDP的3.6％，接下来是两个大量的负增长：1945年的-7.1％和1946年的-25.8％。因此，二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估计政府采购乘数：也就是说，政府采购的改变对GDP 的影响。

有利的因素有：

国防支出与二战紧密相关的主要的变化关于gdp很有可能是外生的。（我们忽略了经济状况和战争可能性之间可能的关系）

国防支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包含了剧烈变化的正或负的变化

与许多经历过二战期间GDP大幅降低的国家不同，美国没有经历物质上的大量毁损，人口的损失也并不激烈。国防支出导致的需求变化在美国的数据中也是明显的。

由于1940年的失业率仍高达9.4％，但在1944年降低达1.0％。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国防支出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小。

美国的时间序列包含两个其他的与战争相关的案例中国防支出的长期，短期变化。

在一战期间，国防支出的变化（图1中的黑色部分）1917年3.5％1918年14.9％接下来1919年-7.9％，1920年-8.2％。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51年这个值是5.6％，1952年3.3％，1953年0.5％，接下来1954年-2.1％。

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那样，美国没有经历物质上的巨大损毁，在这些战争中的损失相对较和缓。国防支出的变化对于GDP仍主要是外生的。

在对这三次战争的比较中，1954年之后的期间的国防开支变化更为温和。1966

年和1967年与越南战争早起相应地，占据最大的比重1.2％和1.1％。这些值较朝鲜战争要小得多。此外，在1967年之后越南战争的值变得微不足道。（1968 0.2％，1969-1971甚至小得可以忽略）。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最大的国防支出变化是从1982年到1985年，在里根政府的防御体系中0.4-0.5％。在2001年乔治布什任期的战争之后，2002-2004年这个数字达到0.3-0.4. 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供我们分析1954年之后的国防支出。

图1中的灰色图像表示非国防支出的变化。1934年2.4％和1936年2.5％的数据与罗斯福新政有关。另外，唯一明确的是，在重大战争中非国防支出下降和战后随之而来的上升。

比如，1940到1943年期间非国防支出从-1.0％到-1.2％，从1946年到1949年，0.8％到1.6％。

用宏观的时间序列来将非国防支出独立出来并不容易。

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相对于国防支出来说，他们的变化非常的微小。

更重要的是，非国防支出的变化相对于GDP更有可能是内生的。也就是说，整体经济状况的波动有可能引起政府采购的变动。

关于教育、公共、交通灯方便的支出与不同地区的收入和经济装款更密切相关。虽然战争与和平更可能是国防支出的一个外因，我们缺乏对于非国防支出的相似的令人信服的外生的变化。

应对这项实证研究有一个有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将政府采购包含在一个大的宏观模型，或者一个V AR模型中，然后做出假设。政府采购的变化被假设首先产生变化，因而同时发生的各种宏观经济变化的总和被视作政府采购带来的宏观上的影响。这个方法看上去符合战争驱动的国防支出，但是对政府支出的其他部分是不合适的。

3.RAMEY的防务新闻的变化。

比如说美国在1939到1940年，处于即将被卷入战争的时期，人们就可能倾向于相信未来的国防支出会升高，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有很高的可能性参战。而在1944-1945年，人们相信战争将在不久的将来以美国胜利告终，于是此后的国防支出会降低。

雷米将这些观点进行了量化。

他用新的方法来测量这些预期

看下面一张图。这是从1939年到2008年的数据。表达的是对名义国防支出增加的现值的估计。这里面，二战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