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场风雨如磐的革命

百年前那场风雨如磐的革命100年前的10月10日，是一个风雨如磐的时刻，革命的浪潮以风卷残云之势，摧毁了早已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从而终结了满清贵族对中国长达260多年的统治，由此彻底打开了这个古老而封闭的东方帝国通向现代国家的大门。

纵观1911年以远的数千年来，中国始终未能改变封建和皇权专制的政治生态，官逼民反引发的一次又一次起义，也只是反腐败不反帝制，人们总是期盼明君现世，救黎民于水火。

于是，历史就在这样的宿命中不断轮回，以至于当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并建立了以分权制衡和权利保障为基础的宪政制度的时候，我们还处在"举国仍不知宪法为何物"的蒙昧时代。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第一次改变了这个国家属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所有的现实；臣民社会被公民社会所替代，民主、自由、平等这些陌生的概念，逐渐生动起来；宪法、宪政、法治等泊来的制度，为人民分享并主宰国家的权力提供了保障。

时间开始了。

从1911年至今的100年，不过是历史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

对于一个怀着强国梦想的民族而言，这一次，时间真的开始了……百年前那场风雨如磐的革命“釜水将沸，游鱼未知。

”自鸦片战争战败后残喘了70年的晚清王朝，于不知不觉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它试图用“新政”来挽救病入膏肓的帝制，只是为时已晚，回天无力“釜水将沸，游鱼未知。

”辛亥年农历三四月之交，那场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并传入京城的恐怖的“肺鼠疫”，已经被全部消灭。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场生死大战中，摇摇欲坠的清帝国表现出空前的冷静和组织力。

2011年，哈尔滨作家迟子建写下一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来纪念她所生活的城市在100年前经历的劫难和拯救它的英雄。

对于这个末日帝国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由出手果断的伍连德、“一代能吏”锡良、医生、志愿者，甚至外国人像零件一样精准地咬合而共同创造的奇迹，然而，这却是这个虚弱的帝国所能容纳的最大奇迹，它只能在局部发生。

对于整个国家，不会再有一个伍连德式的强人力挽狂澜。

就在“肺鼠疫”扑灭不久，辛亥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丙午改制”中没能裁撤的军机处，这一次被从帝国的政坛上彻底删除，责任内阁取而代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0部。

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内阁的人员组成———内阁总共13人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占7人，刚好超过半数，而汉族只有4人。

本来，自慈禧太后1901年发布谕旨，实行“新政”，从而启动了大清帝国的政治改革程序，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决定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以来，至辛亥年，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

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定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的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定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的种子正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发芽；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开始形成战斗力……所以，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但从积极的方面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由于各省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已经成立，各地纷纷组织请愿团，要求当局尽早起草宪法，成立国会，实现立宪政治。

然而，慈禧去世后，在隆裕、载沣等上层势力的主导下出台的“皇族内阁”，则是大清帝国在由帝制向民权滑动过程中的一次突然刹车，它令所有在立宪风潮中习惯了原有速度的人都感到突然失重，而作为立宪设计师之一的杨度，更是感到一阵晕眩。

大清帝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帝国的现实处境，使它不改革无以图存，而改革，则必然触及当权者的利益，帝国的统治者有心改革，又不想触及自身的利益。

这使得他们的改革一出生就是一个怪胎。

立宪，无异于改变帝国的“产权”性质，将《诗经•小雅》中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变为“民有，民治，民享”———然而，“帝国”一词，已经充分表明了皇帝一人对国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摄政王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担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府大臣，帝国的海陆两军，分别掌握在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手中，其中，载洵以父亲奕譞办过海军、“子承父业”为由，向兄长载涛逼要筹办海军大臣的职位。

载洵和载涛，这两位年轻的皇亲国戚，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幼稚。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认为，载洵不仅腐化，而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美国维克尔和马克西姆造船厂仅仅通过施放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

然而，肥水不流外人田，任人为亲，在皇家政治中成为一项理直气壮的选择，政治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必须围绕血缘展开。

然而，各省咨议局的领导者们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怒火，作出了最后一次妥协。

他们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呈请都察院，代奏帝国最高统治者，他们可以承认这个“皇族内阁”，但绝不可由皇族担任内阁总理。

他们划出了自己的最后底线，也表明了人民对于统治者权力欲的最大容忍度。

这份呈文完全是站在皇族的立场上，痛切之至。

他们指望皇族们能放弃一点点利益，以换取更大的利益，那就是帝国的长治久安。

可惜帝国的统治者们并不打算接受他们的好意。

隆裕担心的是“民权膨胀压伏君权”，于是对载沣说：“总理一席不必论皇族非皇族。

”她的意思是，这是自家的事，无须别人说三道四。

立宪派的最后希望破灭了，除了与这个不识时务的王朝分道扬镳，他们已别无选择。

曾被上海商务总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的沈缦云感叹道：“釜水将沸，游鱼未知。

”认为“舍革命无他法”，索性经于右任等人的介绍加入同盟会。

他们反了，反得完全彻底，反得无牵无挂。

刚愎自用的朝廷从来没有正眼打量过这些士绅，在朝廷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而已，而丝毫没有意识到，科举废除之后，这些民间知识和财富的拥有者，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因此，在帝国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将成为政治天平上那只决定性的砝码。

帝国已是一具木乃伊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正是一支普通的“汉阳造”步枪，射出了一颗决定历史的子弹。

起义前一天，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就下达了起义命令，与此同时，听到风声的帝国军警展开搜捕，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三位领导人在革命前的晨曦中被害于督署东辕门，30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

10月10日晚上，起义军枕戈待旦，帝国军警大肆搜捕，工程营士兵程定国在情急之下，对发现他们意图的排长陶启胜射出的一枪，使等待起义信号的各营士兵立刻沸腾起来，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冲向各枪械所、炮台和制高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常用偶然性来形容这次革命。

武昌起义的成功，即使在有心栽花的同盟会领袖看来，也颇有无心插柳之感，如孙中山所说：“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描述大清帝国时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或许，要撬动这一庞大沉重的躯体，只需要轻微的力量就足够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支点。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福建、广东、四川等十多省已经独立。

由于以民间士绅为主体的立宪派的集体倒戈，许多省的“解放”甚至不费一枪一弹。

剿灭武昌革命军的历史使命，就这样落到荫昌的头上。

根据清制，大臣在奉命离京前，皆须上朝面见皇帝请训，由于宣统皇帝年幼，由摄政王载沣代见。

请训后，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胪寺正卿英杰臣等在观音寺福兴居为荫昌饯行，席间，帝国的官员们恭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荫昌却放下杯盏，道出几句《战太平》的念白：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义之后的第三天，陆军大臣荫昌率全体幕僚自北京西车站乘专车奔赴前线。

禁卫军步队一连及军乐队到站送行。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身影夹杂在站台上诸多中外记者中，目睹了这一场面。

“当站长手展绿旗，乐队预备吹奏，禁卫军连长拔刀在手拟行撇刀礼之际，忽由车站跑来一人(大约是副站长)，高声说：‘适接电话，邮传部大臣即刻来站送行，并有要事与荫大臣面谈，车请缓开。

’没过多久，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多年、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气喘吁吁地赶来，把手里的一张地图交到荫昌手上，请他下令前线军官，在进攻汉阳时，一定要保护好铁厂，少受损失，即赏银十万元，由本人负责照交。

盛宣怀似乎还不放心，对荫昌身边的恽宝惠说：‘恽世兄，你亦谨记弗忘。

’说完，又隔着车窗，向荫昌再三嘱咐，荫昌高声回答：‘你就准备钱吧。

’于是，乐曲响起，荫昌的专列缓缓驶出车站。

”南下督师的荫昌，将第一军司令部设置在他那辆从北京西车站驶出的专列上。

当火车开到湖北刘家庙时，有卫兵向在车厢里办公的荫昌报告：“司令不好了，您看那边革命党的三四百人，直奔火车而来。

”吓得荫昌赶紧下令开车北逃。

当时车上有一位第六镇卸任协统周符麟对荫昌说，请大人且慢下令，待他前去查看实情后，再作定夺。

他回来报告说：“有百十人都是农民父老下地来摘棉花，并不是什么革命党。

”荫昌这才安定下来。

不久前，一个有名的瞎子给袁世凯算命说，辛亥中秋节，官星就动了。

果然，三天后，阮忠枢抵达彰德洹上村，他带来了“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力的一封亲笔信。

正是荫昌的怯懦无能，使袁世凯的复出变得无可辩驳。

一片风声鹤唳中，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力、协理大臣那桐为首的大臣不顾摄政王载沣的反对，向隆裕进言，要求将袁世凯召回。

而此时，西方列强也担心中国境内再一次爆发类似“义和团”的运动，这将使他们在中国的贸易额骤减，因此认为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稳定局面。

在内外的压力下，隆裕已经别无选择，她又将问题抛给了载沣。

载沣最后顶不住压力，万般无奈地对奕匡力、那桐等人说：“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说的办。

”“但是你们不能卸责。

”那桐回答说：“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然而，对于湖广总督的任命，袁世凯淡然一笑，不为所动，以足疾未愈为名婉拒。

在洹上村络绎不绝的访客中，张謇是较早抵达的一位。

自“皇族内阁”出笼，张謇联合赵凤昌、汤寿潜等给摄政王发去一封急信后，他的心里就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闲人袁世凯。

访问袁世凯的念头蛊惑着他，使他立即奔向京汉线，在辛亥年五月十一日，公元1911年6月24日下午5时抵达彰德。

在火车上，张謇的面色有些紧张，他反复思量，见到袁世凯时如何措辞，如何与他谋划局势。

那天，他与袁世凯的密谈，自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张謇的随行人员看到他回来时，脸上挂着笑容，他不加掩饰地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