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政治的局限

浅议精英政治的局限

【摘要】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了精英政治的局限，其在起源上是多数人选择的结果，具体发挥的作用也受到历史结构的制约，而最终的归宿也是否定自己的能动性。

【关键词】精英政治；精英；大众；局限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也可以如是观之。本文即认为精英的存在与发挥作用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无论就其社会起源来讲、还是就其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还是从其最终的发展趋向与归宿来看，都具有深刻的局限性，受到大众的制约，精英无往不受到各种非自己可以选择的条件的限制。下面即从这三方面对精英的局限性加以说明。

从精英与权威的起源来讲，精英与权威的产生是公意选择的结果。

任何社会结构都离不开一个领导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的存在是先天的，精英政治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尽管精英政治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具有必然性，是内在于人类社会的；而这种内在性与必然性恰恰是由大众赋予的。英国的霍布斯在其经典的政治著作《利维坦》当中提出一个合理假说，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各行其所是，人人是自己的立法者与执法者，弱肉强食，必然会陷入

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个人权利随时都会受到侵害，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无从谈起，是一种类似于动物界的野蛮状态。可以想见，在这种无序状态中人类根本无法进步。为摆脱这种状态，多数人类或者全部人类会诉诸于建立公共权威来协调各自的个体利益，管理与促成公共利益。每个人都让渡自己的权力，形成多数人认可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是法律、传统、制度。尽管并非如中国人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但“徒法不能行”，任何权威制度都必然诉诸于人事，形成代表与体现权威的只能是少数精英分子。通过这些精英分子将分散的个人团聚起来，尽其最大程度来保障无数个人的利益，实现与促进公共利益，形成一种分工基础上的精英与大众及全部人类的合作。就其大略观之，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人民的利益、团体的利益才是精英与权威产生与存在的依据，并进而制约着精英的行动，防止其过分的暴虐。对于权威产生与类型，继霍布斯之后西方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大体上在人类历史和现在存在有三种权威，即传统型的、魅力型的、法理型的，有些权威在历史上普遍存在与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而在现代社会当中，法理型权威越来越占上风，即通过民主的理性程序产生的权威。而后来的政治学家加尔布雷斯又在进一步追溯与深究之后，将人类社会权威的来源大体上归之于三点，即财产、才能与组织，而在现代社会中，权威的来源也主要趋向于组织。可见一般而言，大众对于权威暗含有多种多样的要求。总体而言，权威与精英的产生是公意选择的结果，尽管我们无法直

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看到大众是否行使了这种公意的选择，然而权威与精英的出现为霍布斯、洛克等等西方经典政治思想家所论证，而又在西方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分析出权威的来源与类型，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这种公意的选择越来越明显，即使我们不承认历史上大众直接制约着精英与权威的产生，人类的以前的阶段也至少存在隐蔽的公意承认与选择。群众之间总是因利害产生矛盾冲突，往往破坏团结，消耗力量，这时需要权威来仲裁调和，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大家可以制造出一个领袖来。政治当中最大的艺术就是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承认折中的利益，大家不得已，互相协调互相让渡，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设立权威保障自己的权益，这种权益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承认，又通过权威确定下来。人类越发展，人的财富越积累，寻求安全的需要越迫切。这种权威可以是成文法，可以是习惯法。总之需要某种具有约束效力的事物出现。而权威性的东西又经常地与人事相连。不管是法还是制度还是传统都是由人来解释执行的。人类社会内在的具有需要领袖的倾向。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精英发挥的历史作用，精英同样是有局限的。

这里我想用历史研究领域年鉴学派的理论来对此加以论述。如年鉴学派划分的结构、情势、事件三个坐标维度来处理历史那样，结构是基础、底盘，是历史中起决定性的力量，情势是必然性，事件则代表偶然性。结构是长时段的变化，往往以数百年为单位，需

要拉长历史的观察尺度才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与趋势，它也往往是地理、气候、疾病，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结构性的根本变化，而且发生的比较缓慢。这一结构的观念与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其相似之处。黄仁宇认为观察历史应将历史的观察线索至少前后拉长300年的幅度才可以窥见历史的真相。他说要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至少要追溯到明代社会，自那时起中国即面临着建立一个”数目字管理”社会的任务，而这一社会长期未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历来缺乏一个中间阶层，由于缺乏中间阶层，导致法律技术上的进步无从发展，政府没能将这种技术的发展赋予中间阶层，所以政府包办一切，未能充分发展扩展自己的职能，往往只能维持现状。又因为政府低效，在面临技术问题是总是倾向于在人事上寻找突破口，总是倾向于用道德解决问题。结果是技术仍不能发展，“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还是遥遥无期。这样看，这种“大多数人民”创造的“结构”才是精英作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种结构是通过无数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所共同促成的，而且精英对于这种结构是无法产生根本性变化作用，即如黄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自明代以来的“数目字管理”社会难以形成的症结，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各个时代的每个精英，精英何尝不想改变这种结构，然而在各自的具体历史处境中，处处不得不为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所制约，不断重复着历史上的怪圈。整体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也就意味着是大多数人缓慢成就的。即使精英如何愿望良好，能力超群也要受制于这种结构。情势则往往是数十年间的变化，可

以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的转变，事件的历史则是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在这两个维度与层次上，精英的作用表现的比较明显，但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本言之，我认为是多数人创造的结构在制约着必然性与偶然性，制约着历史的走向。

最后从精英发展的历史走向来看，最终归宿也会越来越多受到制约。

前面已经说到传统型与魅力型的权威在现代社会逐渐让位于法理型权威，精英与权威的来源也主要从财产与才能转向组织。现代社会，尽管仍有精英存在，是一个个人性逐渐丧失的社会，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人所创造的理性化的科层官僚制的管理社会带来了高效与精确，也同时将人关进了人所造成的理性铁笼子里，个人性遭到束缚，创造性逐渐被抹去。任何个人包括精英都必须服从于集团与理性的要求。以往时代的那种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充分精英已是难有可能。

总之，从长时段来看历史，政治精英乃至群众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本无所谓太大的区别，显然无论伟人还是平民都在创造历史，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各自如何创造历史，在于领导阶层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发挥其领导的效用的，这是人类仍需要不断探索与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这就要视情景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