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中的个别与普遍

众所周知，关于兰克史学的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其著作的梳理和关键概念的阐释，①典型代表为“如实直书”和“上帝之手”的研究。确实，客观性要求和世界历史背后隐藏的观念构成了兰克著作的理性主线，在他各个阶段的主要表述中都能发现其表征。不过，如果我们实在化地看待这类结论，研究对象将很难避免被割裂成关联疏松的断片，而不得其完整的印象。就此另辟蹊径，对研究者而言，理想的研究模式或许便是从有关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②着手，把作者的每个观点都放到其思维框架背景中进行理解，这样就会为未来新的阐释敞开空间。本文拟以个别与普遍这一对兰克特别重视的观念为切入点，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一番解析。更恰当地说，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因为其中拿来讨论的要素已经无数次地被前人提起并检视。这种研究模式的目的在于，摒弃对概念进行区域化分割所带来的不完善解释，并充分考虑到作者思维的系统圆融性。比起通过概念解析试图确保的形式的真实，我们更应关注贯穿始终的内容的真实。若能达到预期效果的话，兰克一些史学主张间的表面张力将被纳入共同的系统而被减弱，从而获得与事实相符的交互关系。下文中即将给出的一些分析对象依次是：过去与现在、科学与艺术、事实与观念，它们大致对应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所谓广义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收集资料、严格批判和合理阐释。[1]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前现代抑或后现代史家，

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

2012年第2期

兰克史学中的个别与普遍

张骏

作者简介张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上海，200433）。

①其中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兰克史学研究的热点，仅举几例，如徐善伟：《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朱忆天：《论兰克的“如实直书”原则》，《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易兰：《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6卷，2002年5月；李刚：《19世纪欧洲史学的档案研究传统———以兰克史学为例》，《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2期；谭牧：《兰克史学与如实直书》，《邯郸学院学报》第18卷第4期，2008年11月等。

②易兰：《兰克史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该项研究是第一次整体性探索兰克史学思想的尝试，讨论了观念与历史的多样联系，包括如实直书、上帝之手、政治观念的作用等。

[摘要]在兰克史学中，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可以构成讨论的主线。它牵涉到历史写作的意义、方式和价

值等诸多关键方面，而之前所获得的标志性概念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重新解释。例如，有关历史不同时间点的书写决定了意义可以改变或延续的限度；科学与艺术编纂方式的结合使得严谨的论述以最能展现作者意图的方式得到组织；而历史观念的获得既可以有事实的强力支撑，又隐约折射出研究者的信仰。由此，文本表面体现的张力得到缓解，而整体系统地把握兰克史学思想亦成为可能。

[关键词]个别普遍如实直书上帝之手Historik 传统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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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然，这种尝试能够达到的范围和程度不敢自期，正如同兰克评价历史学家的目标时所说的：它是种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若达成一部分我们就已倍感幸福。[2]

一、过去与现在

历史学中有关时间及其对历史经验塑造的讨论源远流长，伴随着最初的发生和相继的发展不断更迭它的形式。无论是古希腊史学对人生无常的感悟、人性永垂万世的冀望，抑或基督教史学对由创世以来神迹和人事冲突构成的世界历史的体验，乃至启蒙时代与过去划界的进步史学，都蕴含了史学家对时间的洞见。时间并非只是历史的标准刻度，把过去发生的事件牢牢定位，封存在人类整体的记忆中。于是，现在只是过去的自然相继，其本质无异，其命运相同。因为在历史中，不仅能看到事物平和的相继序列，也有突变、循环、可怖的断裂以及致命的遗忘。表面的连续性难以确保理解的可能。于是，时间的丰富内涵足以把人们一切有意图的行为纳入其中。这种时间观的逆转是康德的贡献，他把时间视作存在的内在条件和认识事物的先验方式，这动摇了把仅仅外在量化的时间加以历史学规化的基础。假设我们把眼光聚焦于现在，那么当下作为一个时刻的特性慢慢消解，展示出拥有与康德所指的万物终结的未来一样的潜力和进行意义决断的可能，[3]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衍结果。相对于个别的过去，现在就是无限的普遍发生场所，它拥有给予过去以连贯结构和赋予深邃真理的特权，使人感觉现实好像把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无情吞没，好比是另一种“深渊”。

在兰克史学中，这种可能性依然敞开，过去和现在呈现出上述的辩证关系。读者完全可以把现实发生的事态当作过去记录的激发，使其在蒙上个体性色彩之余，帮助处在生活情境中的历史学家对形势作出判断，并领会到一种普遍趋势。因为有关过去与现在的各自理解不能在缺少彼此的前提下成立。[4] 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第一次让青年兰克真切感受到现实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改变历史叙述的潜能。相比之下，拿破仑战争对于少年兰克只是些模糊印象和以后将要努力追溯的对象。出生于巴塞尔和平年代，暂处主张清教徒般严苛史学方法阶段的兰克当时正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搜集、考订、比较各国公使驻罗马的公文，为的是修改《南欧史》和准备写作后来的《教皇史》，但在工作之余，他密切关注着欧洲大陆这一场宏大的事变。次年兰克甫归柏林，便应佩特赫斯之邀出任《历史政治杂志》编辑，身不由己地卷入革命的漩涡，进而必须对动荡的欧洲局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以类似康德关注法国大革命的口吻写道：“一辈子都应思考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5]显然，兰克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已领会到其意义的迸发，若把它放在兰克整个学术生涯的政治立场变迁中考察的话，1830年革命的确具有奠基性的影响。兰克开始意识到革命与反革命作为相互对抗的两股力量，已然横生生地插入自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专制与民主到底哪方才是未来的主流，这是兰克所牵挂的核心问题。革命对欧洲旧秩序、尤其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重新恢复的传统王朝框架的冲击，在当下看来已经不能再仅仅视为一股扰流或者是能轻易化解的异质性力量，历史学家应当赋予这种有预谋的行为以普遍性并进行考察。与此相对，反革命势力则呈现出特殊的个性化过程。普鲁士王权作为欧洲旧秩序的重要稳定器，它的形成和沿革通过这场革命被兰克赋予了一种特性，顺应了民族意识在革命大潮中被唤醒并得到增强的历史趋势。就这样，过去的普遍通过现在的中介转换为一种新的个别，而新的普遍又将在个别间的关系背后浮现出来。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兰克在与李特尔和布伦奇利的通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普遍史”的构想，[6]后来他在晚年著作《普遍史》第1卷中这样评论道：“普遍史包含一切国家和时代的事件和可能的对象。……（它包含）不单是文化的发展，还有强权间的胶着以及战争与对抗。……普遍改造个别，个别也对抗普遍。……普遍史若抛弃作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历史，将沦为幻想和哲学迷梦，反之亦然。……在个体民族的争斗中，普遍性得以被领会。”[7]

若将拿破仑战争后复辟王朝间的外交关系视作一种陈旧的普遍性，那么在1830年后，各个民族国家对革命的不同应对方式间的冲突则体现出新的普遍性，从而将过去转化成一种个别。例如，革命的法国、立宪改革的英国和据守王权专制的普鲁士，它们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中暴露无疑，并引导人们再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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