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汉时期

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经过大约五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是在社会动乱、诸侯纷争、变法迭起中发展和前进的。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进步，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有一点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即认为“天下共哭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设郡县。这在历史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秦始皇巡视天下，群臣刻石记功：“普天之下，专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黄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秦的统一和在全国实行郡县，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秦始皇并没有把认识、总结历史经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而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演出了“非秦记皆烧之”的悲剧。

刘邦作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他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起初也没有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刘邦的高明之处，是他适时地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就其深刻的思想意识和历史影响来看，都是秦始皇君臣刻石记功所不能比拟的。这里可以略见其发展的必然之势。

秦汉的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政治统一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汉初思想家对秦朝速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及其与现实结合所作的思考，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促进了历史观点的进步。这两点，对于史学的发展都有直接的意义。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儒学谶纬化）

（谶是一种预决凶吉的宗教预言。纬原指天象，后谶纬家以星象来附会政治、人事，预卜凶吉，并解释注释儒家的经典。如把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比附君主的义、仁、智、礼、信五德，哪一个行星运转不正常，表明地上的君主哪一德失修，应采取行动弥补，以防止天意的惩罚。谶纬学说就是把儒学神秘化，是宣传“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宏旨，写出了辉煌的巨著《史记》。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前145，一说前135-前90年），字字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他的史学活动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曾总结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而撰《论六家要指》，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主旨及其得失。司马谈有志于撰写汉兴以来“海内一统”的历史，因应当参与而又未能参与汉武帝封泰山的大典忧愤而死。临终之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执行父亲遗言，历尽艰辛，终于撰成《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130篇，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时约3000年间的历史。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司马迁撰《史记》有明确的宗旨和崇高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古今关系，这在司马迁以前已是人们涉及到的重大问题，而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而“成一家之言”，却是司马迁第一次提出来的。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表述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这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由五种互相联系的体例结合而成：

本纪，12篇，纪五帝、夏、商、周、秦及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

文、景、今上大事，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撰述思想，也是全书表达历史进程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阐述历代兴亡大势。

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意在反映“并时异

世，年差不明”而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及侯王废置的年月：其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还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之阶段划分的思想。

书，8篇，包含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到礼乐、

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诸多方面，意在观其“损益”“改易”之迹，“承弊通变”之故。

世家，30篇，意在记述王朝或皇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的史事，写出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扶义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

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面貌和心态。

“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史学

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天命观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有不少的思想家提出对“天人之际”关系的看法。如《荀子》提出过“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挑战。他要通过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来为他写《史记》服务，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天人之际，承弊通变”的目的。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他心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有时隐隐约约操纵着人，有时又不能操纵人。人事的兴衰，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天的因素。从其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从其实践方面来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批判和否定这种观点而强调人的作用。在《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