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汉时期

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经过大约五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是在社会动乱、诸侯纷争、变法迭起中发展和前进的。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进步，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有一点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即认为“天下共哭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史记·秦始皇本纪》）。

因此，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为封国而设郡县。

这在历史认识和实践上都是一件大事。

秦始皇巡视天下，群臣刻石记功：“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黄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秦的统一和在全国实行郡县，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秦始皇并没有把认识、总结历史经验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而用“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演出了“非秦记皆烧之”的悲剧。

刘邦作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他在建立西汉王朝以后，起初也没有认识到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

刘邦的高明之处，是他适时地接受了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启发，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可以想见，刘邦君臣为巩固统治而如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就其深刻的思想意识和历史影响来看，都是秦始皇君臣刻石记功所不能比拟的。

这里可以略见其发展的必然之势。

秦汉的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种政治统一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汉初思想家对秦朝速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及其与现实结合所作的思考，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促进了历史观点的进步。

这两点，对于史学的发展都有直接的意义。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时期的白虎观会议，儒学谶纬化）（谶是一种预决凶吉的宗教预言。

纬原指天象，后谶纬家以星象来附会政治、人事，预卜凶吉，并解释注释儒家的经典。

如把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比附君主的义、仁、智、礼、信五德，哪一个行星运转不正常，表明地上的君主哪一德失修，应采取行动弥补，以防止天意的惩罚。

谶纬学说就是把儒学神秘化，是宣传“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宏旨，写出了辉煌的巨著《史记》。

一、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

（前145，一说前135-前90年），字字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

他的史学活动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曾总结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而撰《论六家要指》，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主旨及其得失。

司马谈有志于撰写汉兴以来“海内一统”的历史，因应当参与而又未能参与汉武帝封泰山的大典忧愤而死。

临终之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执行父亲遗言，历尽艰辛，终于撰成《史记》（当时称《太史公书》）130篇，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时约3000年间的历史。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它的出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司马迁撰《史记》有明确的宗旨和崇高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天人关系、古今关系，这在司马迁以前已是人们涉及到的重大问题，而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它们获得历史的形式而“成一家之言”，却是司马迁第一次提出来的。

《史记》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表述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

这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由五种互相联系的体例结合而成：本纪，12篇，纪五帝、夏、商、周、秦及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今上大事，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撰述思想，也是全书表达历史进程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阐述历代兴亡大势。

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意在反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及侯王废置的年月：其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还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之阶段划分的思想。

书，8篇，包含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到礼乐、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诸多方面，意在观其“损益”“改易”之迹，“承弊通变”之故。

世家，30篇，意在记述王朝或皇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史事，写出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扶义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面貌和心态。

“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天命观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有不少的思想家提出对“天人之际”关系的看法。

如《荀子》提出过“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挑战。

他要通过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来为他写《史记》服务，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天人之际，承弊通变”的目的。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

他心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有时隐隐约约操纵着人，有时又不能操纵人。

人事的兴衰，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天的因素。

从其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

从其实践方面来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批判和否定这种观点而强调人的作用。

在《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去丰富和证实他的这一认识。

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人的作用仅局限于君主，而是认为各类人才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史记》中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列传，正是承认这些人物的创造作用。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找出古今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对历史学作用的最好注脚。

为了能够通古今之变，他写的《史记》起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今上（汉武帝），达三千余年的历史。

对于历史上的古今之变，他的观点同于荀子，而不同于孔子，即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

他指出：“战国之权变，也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

”他批评一些人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法后王的结果，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秦的速亡而贬低其历史地位。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

《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五帝三代，就是要寻找汉王朝的渊源。

他认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通业。

”而秦汉部分写的非常翔实，亦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以供借鉴。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即对此加以肯定。

《史记》中的“十表”、“八书”特别关注古今之变。

如《礼书》中首言三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至周衰而“礼崩乐坏”。

“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汉有天下，叔孙通制礼仪，大抵皆袭秦之故。

汉武帝即位后，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常典，垂直于后”，古今之礼，其变如此。

“成一家之言”：有的学者认为就是他将以前的史学著作的撰写方法加以综合，创立了纪传体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

实质上，司马迁自己讲的“成一家之言”，其主要思想是不因袭前人的论断，敢于正视现实，评论现实，因而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时社会思潮的观点。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专制集权的全盛时期。

他亲眼目睹了西汉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看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前后变化，以及当时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

因此在其书中，他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歌颂农民起义，将陈涉列入世家中，并且将陈涉起义的原因归之于“秦失其政”，也就是说是秦的暴政导致了农民起义。

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这也是与他同时及以后的史学家难以理解的。

班固在著《汉书》时就把陈涉降为列传。

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世家》中对于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颇不以为然，认为：“陈涉起自强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从班固和刘知几的不以为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独到见解。

司马迁对汉武帝及西汉统治集团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批评。

例如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王温舒的评价是“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这明显是对汉武帝的做法提出质疑。

《酷吏列传》中所列的十个酷吏都是汉代的，而《循吏列传》中的四个循吏则全是春秋战国人，这显然是司马迁在和统治者唱对台戏。

司马迁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商人和商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其撰《货殖列传》，而这恰与当时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方针相对立，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司马迁的观点评价道：“以旧史家观之，可谓奇特。

”也正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所以班固认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指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而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可看出班固一方面对司马迁极力加以称赞，另一方面则提出批评，反映了两人价值观的不同。

但实事求是的讲，司马迁的观点是正确的。

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对我国历史上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年历史的总结，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

《史记》一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记载的时间长，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总计3000余年的历史。

二是记载的内容和范围宏大。

其中记叙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到大漠、南到越南。

记载的人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凡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下至刺客、游侠、隐士、商贾等，可谓包罗万象。

对于研究汉代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学术、民族、天文历法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