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英语课文翻译

Unit 1

“弗兰肯食物”能养活世界吗?

1、假如你想在某次晚宴上挑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那就提出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吧。对大多数人来说，高科技的转基因作物生产的概念会带来诸如环境、健康、安全和伦理等方面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有悠久的农业生产传统和主张环保的游说集团的国家里，转基因食品的主意似乎有悖自然。

2、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美国去年所种植玉米的1／3，大豆和棉花的一半以上都是生物技术的产物。今年，美国将种植6500多万英亩的转基因作物。基因妖怪已经从瓶子里跑出来了。

3、但，显然还有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就像任何一种要进入食物链的新食品一样，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在富裕的国家里，由于有大量丰富的食品可供选择，而且供应远远超过需求，所以关于生物技术的争论相对缓和一些。在迫切想要养活其迅速增长而又吃不饱的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比较简单，也更加紧迫：生物技术的好处是否大于风险呢?

4、关于人口增长和饥饿的统计数字读来令人感到紧张。去年，世界人口达到了60 亿。联合国预测，到2D0年，这个数字很可能将接近90亿，而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世界人均耕地正在减少。国际农业生物工程应用技术采购管理局(ISAAA)称，自1960年以来，耕地面积一直持续下降，并将在今后50年减少一半。

5、据联合国估计，世界上有近8 亿人口营养不良。它产生的效应是破坏性的。大约有4亿的育龄妇女体内缺铁，也就是说，她们的婴儿将可能有各种天生的缺陷。数量多达1亿的儿童缺乏维生素A，这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还有数千万的人患有因食物匮乏而导致的其他严重疾病和营养不良症。

6、生物技术对此能做些什么呢?生物技术专家已经培育出了含有β—胡萝卜素(身体可将之转化为维生素A)和更多铁元素的转基因水稻，目前正在研究培育其他一些增进营养成分的农作物。生物技术还可以帮助提高因虫害、干旱、土壤贫瘠和作物病毒、细菌或真菌导致作物减产而出现食物匮乏的地区的农业生产率。

7、虫害带来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欧洲玉米螟每年毁掉4000 万吨玉米，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7％。把抗虫害的基因植入种子可以帮助避免这一损失。在非洲进行的抗虫害棉花试验中，棉花的产量已大幅度提高。有人担心，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不仅将害虫杀死，而且有可能连益虫也一起杀死，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担心似乎没有根据。

8、病毒经常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主要粮食作物的大面积歉收。两年前，花叶病毒使非洲损失了超过一半的木薯，而这种作物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转基因的抗病毒作物可以减少这种损失，就像抗干旱种子在可耕地面积因缺水而受到限制的地区起到的作用一样。含铝过高的土壤会损伤作物的根系并使许多主要作物歉收，对于这种问题生物技术也能帮助解决。目前，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一种有助于中和水稻里铝的毒性的基因。

9、很多科学家认为，生物技术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产量提高25％，并且帮助防止作物收割后遭受损失。

10、尽管具有这么多潜力，生物技术还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作物歉收只是造成饥饿的一个原因。贫穷才是罪魁祸首。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0 亿人口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计。如果农民没钱种植转基因作物或当地人买不起农民种出的粮食，培育转基因作物就无法减少饥饿。

11、除此之外，生物技术也无法克服在发展中国家分配粮食的难题。从整体上看，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所有人，但大部分粮食却不是在需要的地方。尤其在运输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地理条件对食物供给的限制正如遗传学为食物供给带来的希望一样大。

12、生物科技也面临自身的“分配”问题。许多转基因作物方面的尖端研究都是富国的私营生物技术公司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穷苦农民来说，这些公司的产品通常显得过于昂贵，而且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甚至无法到达最需要的地区。强大的经济刺激促使生物技术公司把富裕国家的市场作为第一目标，以便能够尽快回收产品开发的高额成本。不过，有些公司已开始对贫穷国家的需要做出反应。例如，一家总部在伦敦的公司已经宣布，它愿意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生产维生素增强型的“金水稻”所需的技术。

Unit 2

呼吁气候文化变革

1. 在处理气候变化这场斗争中，人类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改用节能灯泡和购买“绿色环保”商品。正如环境科学家大卫·奥尔在其题为《坚持到底》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改变我们优先考虑的事的一个彻底的文化变革。问题是那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否能够实现。奥尔的书，加之最近的研究和积极的社会行动给了我们希望。

2. 在科学界正逐渐达成一个共识：人类正在迅速走向一个全球性的气候灾难。尽管针对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和代价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能够防止灾难发生的时间却所剩无几。奥尔注意到了形势的严峻，但是并没有沉溺于绝望和失败情绪之中。奥尔的书清晰地表明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3. 在书中，奥尔描述了三种类别的在难度上递增的变化。他所列举的第一类变化，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是重新设计用来生产食品、能量、水和其它商品的基础设施，以使这些基础设施依靠可再生资源运转。第二类变化是全面修订教育体系以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促进富有创造力的、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能力。第三类变化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系，使其从当前的公司富豪统治（所谓的民主）变为由真正领导者领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

4. 正如如奥尔所说，我们生活“在各种失败了的‘主义’的废墟之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贯彻的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都没有充分说明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资产的价值，这些资本资产包括诸如稳定的气候、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和成功的人类社区。我们需要一种超越古今的解决办法，以便构想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目标。奥尔建议制定三种“目前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首先，奥尔主张改变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即从经济增长转变为能够真正改善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发展。第二，消费文化应该集中在必需品，而不是需求品上。第三，也是最难实现的，我们应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智慧以便公平地分配财富、机会和风险”。

5. 原来这些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长久以来都是被列在社会和政治议程之内的。问题是为什么事情并未发生改变？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些事情发生改变呢？奥尔机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灵活的，迅速的文化变革曾经发生过。比如，在二战后的美国，文化发生了改变，以允许新的社会和税收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政策后来制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前苏联的解体是由于社会问题的缓慢积聚，直至达到了翻动点。由此可见，迟早有一天，那些以提高生活质量、追求公正和富足为目标的人开始胜过那些世界观锁定在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的人。

6. 像这样的态度正处于上升趋势，这一论断的证据部分来自于社会学家保罗·H·雷和心理学家谢利·鲁思·安德森的著述，他们对过去40年美国的世界观进行了调查和分类。他们在题为《文化创新者》（该书2000年由Crown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书中将美国人口分为三大类：“传统派”，“现代派”和“文化创新派”。“传统派”包括宗教右翼和其他喜欢重提过去的人；“现代派”指的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包括“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类型的人；“文化创新派”包括那些持有奥尔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人。到2000年为止，在美国，文化创新者的比例从20世纪6 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25%，现在，据估计，文化创新者的比例已接近30%。当这个比例达到足以开始彻底改变美国国家的，乃至世界的政治动态时，一个新的政治翻动点就会出现。

7. 就像奥尔所指出的那样，各种各样积极的社会行动正在推动我们朝着文化变革的方向发展。这些行动包括英国托特尼斯“转变网络”这一慈善机构率先发起的“转变小镇”运动，该运动旨在帮助社区减少碳排放；基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行动，该行动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项目；还有奥尔自己旨在在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市规划和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建筑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