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浅析口述史的研究价值

从上古先民口耳相传先辈们的故事，到现代社会利用录音、录像技术口述自传，口述史历经社会文明的演变，重新又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叙述手段，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与原来的口承传统已有了明显区别，它是指经过口述历史的专业训练者，对特定对象进行慎重的访谈或录音，保留其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供研究历史为目的。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现代口述史悄然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史学界接纳，目前其发展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然而，口述史的价值也曾遭人质疑，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口述史在研究过程中可能由于采访者记忆的错误、主观选择、夸大、修饰，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与事实有所出入；二是口述史料与自传回忆录一样，多少经过选择性的重建或意识的修饰，其可信度多少，有的史学家保持保留的态度。

其实，口述史跟文献、档案一样肯定也是有局限的，也是需要严格的考察与印证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淡化甚至否定口述史的研究价值，口述史的研究价值需要依靠受访者是否对历史有正确的认知，以及史学工作者的能力和素养。

近几年来随着口述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口述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论述口述史研究价值的文章也越来越多。

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口述史学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至少弥补其不足。”[3]历史上很多事件由于条件的局限，无法留下文字记录，而通过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资料，从而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隐藏的历史”的机会。此外，口述史学“还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关于这一点沈怀玉也这么认为，他觉得口述史研究的最大价值是“能够反映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尤其对于当代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解决文献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到文献资料所难以获得的满足。换句话说，历史研究仅靠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口述史料，相互印证补充”。[4]二是“口述史学在内容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探索领域。”过去历史学家主要集中研究的对象是一些上层分子，群众、日常生活、民众文化等的历史在过去都不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借助于口述历史才方便可以探索没有记载的过去的历史的诸多方面，比如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工会职员活动、妇女儿童状况、老年生活和秘密组织等等；三是“口述史学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3]口述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史学只囿于史料的考证和“据实而记”的方法，从来没有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历史学研究。而口述史学广泛地采用了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口述史学的重要一环——采访，就大量地利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作为口述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去经历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同研究对象进行直接“对话”。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普遍采用的参与法也受到口述历史学家的青睐。诸如此类的方法在口述史学中的尝试，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四是“口述史学不仅推动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引起其他学科的广泛兴趣，并试图借助这一方法加强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研究员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口述史学的研究价值。他认为，“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学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他还认为，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口述史的展开，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5]

钟宝贤认为，“口述史的应用增加了叙述历史者的数目，扩宽了历史叙述的视线，转移了历史研究的重心，为社会经济史开拓出新的探索空间，对曾被忽略的阶层及社群加以重新认识。”他还把口述历史理解成“一种人类历史的新立场和态度。”[6]宋学勤则认为，口述史学在内容方面，揭示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能引起普通群众心理的共鸣，这样在教育人民群众方面，“口述历史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7]陈伟刚则把口述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指出：“借鉴口述史学有助于党史研究找到新视角，可以有力地促进党史研究”；“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党史研究搜集必要的资料，使党史研究的基础更坚实，也使党史研究更具学术性”；“引入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可以使党史研究更接近民众，使之社会化，民主化。”[8]还有的学者借用“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批判口述史学”是当事人回忆、档案文献考辨、学者评估三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9]目前这种研究方式被应用于战争史及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中。

程中原认为口述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史料来源，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从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 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信息, 最重要的载体, 一是记录历史的档案, 一是亲历者的记忆。所谓文献, 就是书面的记载和口头的流传。史料从何而来, 保存在哪里: 一是档案, 一是口述。没有口述史料, 写不出好的历史著作。所以, 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亲历者、当事人那里不仅了解史实, 而且加深理解。在材料和观点两方面都可以得益。”[10]可见, 离开了口述史料, 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都是写不好的。从这里,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口述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沈怀玉还认为口述史的研究价值是：“可以把单向的、无法求证的，，甚至被遗忘、回避或刻意扭曲的历史得以重新发觉，让表面看来客观而实际却漏洞百出的研究，变为较为真实，甚至充实，而且生动活泼，充满趣味性。”[4]因为经过访问，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就是说有时文献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过去，有问题须靠史家自己去重建或寻求解决，被访问的当事人能为历史作见证，为史家指点迷津。因此，口述史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

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作为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口述史首先追求和保证的就是叙述内容的真实。然而，如何保证口述内容的真实与可靠呢？这也是口述史遭遇传统史学家非议和质疑的关键所在。被访者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叙述有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也有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对此，笔者以为，历史的真正本质就在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即便历史的记载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但是，却可能失去了其生命力。口述史不仅可以极大地补充历史的残缺，丰富史料的收集，而且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生动和丰富的描述。

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

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口述史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在文字史料占据绝对权威的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占有了一席之地。历史研究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只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