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

翻译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借以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 是人类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活动, 因而必定具有许多共同的属性。纵观中西方两千余年来的翻译历史, 我

们有趣地发现, 虽然两地相隔遥远、民族迥然有异, 语言文化也分属于截然不同

的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却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

之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 虽然实践并不以理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但其发展却

离不开理论的促进和提升, 其最初形态从一开始就已具有了一定的指导原则, 尽

管译者当时对这些原则未必会有明晰的意识。

一、中西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较大的模糊性, 严复的“信达雅” 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三美”说等皆是如此。拿“信达雅”来说, 译者翻译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 叫“达” , 叫“雅”严复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界定。译界由此引起的近百年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以“雅”为例, 有人说它是“古雅”、“高雅”之意；

有人说它指“风格”、“文风”；有人说“雅”指“修辞效果”有人说“雅”是指“美学价值” 。另外,“神似”、“化境”两个语词本身就具有飘忽不定的模糊特征。

“三美”也不例外: 由于艺术中的“美”是一种主观体验, 人们审美心理的差异使得“意美”等标准难以明确界定。相比之下, 西译论则有较大的明晰性。

我们知道, 西译论的核心概念“等值”原是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的专业术语, 这个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标志着西译论的明晰姿态。为了明确翻译研究中的“等值” 概念,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系统语法中的层次、等级和范畴等概念作了详尽的论述; 而奈达在自己的理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 (后改为“功能对等” ) 的区别；克里斯托又将形式等值归纳为六个层次:

1) 语音等值；2)音位等值；3) 形态等值；4) 词汇等值；5) 句法等值；6) 语义等值。西译论讲究分门别类的精确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西翻译理论的相似性

对中西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加以剖析,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 两者竟具有共同的演进模式, 也即: 两者都是从最初的对于翻译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附带式即

兴议论, 发展到有意识的点评, 进而再上升到系统性的论述; 形式则从序言跋语到零章散节再到专题专论。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构建, 是从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 到严复、鲁迅、傅雷、钱钟书, 再到董秋斯、刘宓庆; 而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构建, 则是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 到路德、伊拉斯、德顿、歌德、巴托、泰特勒, 再到奈达、卡

特福德、哈提姆、韦努提等等,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无一不遵循上述发展模式。

有意思的是千余年来, 中西翻译思想家、理论家所考虑所关注的问题, 彼此居然不无相同焦点始终都主要集中在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范畴、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上, 譬如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从古到今, 中国译论也罢、西方译论也罢,都竭尽全力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翻译是什么?为什么翻译? 为谁而翻译? 翻译什么? 怎么翻译? 翻译究竟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 重神似还是重形似? 翻译的好坏究竟又由谁来评判? 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抑或是伪科学?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不仅西方人熟悉, 中国人也同样耳熟能详。中西译论传统中思维方式的这种相似性足以证明: 认知相向或认知相似是中西翻译思想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论及相向或相似, 中西翻译的基本方法也历来存在着这种相向性或曰相似性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千余年来, 中西译论一向都区分直译和意译, 或曰死译和活译尽管双方的表达方式有别。

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的开山之祖支谦在评论竺将炎的佛经翻译时就指出: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胡语, 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

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 佛言依其意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 当令易晓, 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 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古时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塞罗在谈及他的翻译实践时, 则举古希腊演讲作品的翻译为例,说他是以演说家, 而不是以解释员的身份去解决译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西方的西塞罗与东方的支谦, 两者都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和意译的概念, 虽然表达方式互为不同,思想却是息息相通的。支谦的所谓质直, 实际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的直译,他的所谓文饰, 则是指讲究文采修辞的意译、活译西塞罗所谓演说家式的翻译, 实际是指意译和活译,他的所谓解释员式的

翻译

就是指逐词翻译也即直译

两位先哲对于直译和意译的区分, 都在各自的翻译传统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譬如, 继西塞罗之后, 古罗马时期的著名诗人贺拉斯,以及后来的圣经翻译大师哲罗姆都明确地使用了以词译词和以义译义的术语,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

的思想。必须一提的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各民族语翻译以及翻译研究的发展, 西方译学园地中奇葩辈出, 其翻译理论传统中的新概念及与之相对应的新术语层出不穷。

反观中国的译学界, 虽然由于社会文化和哲学思维的差异, 早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未能提出很多西方式的概念和术语,然而人们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 却也同样始终围绕着意译和直译而展开得蓬蓬勃勃、热热闹闹。譬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种不翻、严复的译事三难等等,无不通过对翻译中所遇困难的剖析, 揭示出翻译的普遍规律, 进而确立起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先哲们所谓的普遍规律、原则与方法, 意思是指: 在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 由于语言各异,必然传实不易, 意义也就必然有所流失。而这种种易和流失, 皆由直译原文信息而引起。为了克服不易、弥补流失, 译者就必须恪守信也即忠实的原则, 同时采取传神、达意或者不翻、案本而传的方法,也即意译活译或者音译死译直译的方法,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各种信息。把中国译论传统中的这些详

尽剖析与精辟见解和西方译论传统中的相关论点加以两相对照, 人们立刻就能品

味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

信或忠实成为了中西译论两千多年发展史中的核心议题, 由此凝结成了双方传统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在中国, 信的概念最早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即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在西方, 这个论点的提出, 最早则可追溯到贺拉斯的名篇诗艺。贺拉斯在论及诗歌创作时, 告诫人们不可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而且两位先哲的忠实或信, 实际上都是指字面上的忠实、字面上的信,而不像现代人一提忠实和信, 产生的第一联想却是意义上的忠实或意义上的信。这是因为, 贺拉斯认为忠实的译者必定是逐字翻译的译者, 支谦为信的译文也必定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文。